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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中国愤青的堕落与蜕变

发布时间：2012-10-08 15:37 类别：周雷专栏

　　
　　心理导读：愤青，曾经代表着激情和勇气，曾经代表着正义和责任，在以往的年代，它是一个让人热血的名字。而如今，这个名字已渐渐被理解为盲目与极端、无赖与恶俗。   --www.tspsy.com
　　

中国愤青的堕落与蜕变

　　宣言：划清界限的时候到了！
　　
　　愤青，曾经代表着激情和勇气，曾经代表着正义和责任，在以往的年代，它是一个让人热血的名字。
　　
　　而如今，这个名字已渐渐被理解为盲目与极端、无赖与恶俗。
　　
　　青年变了吗？标准变了吗？
　　
　　不！一切的发生只是因为混淆。人们混淆了勇气和攻击，混淆了批判和漫骂。混淆了愤青精神和粪青态度。
　　
　　是时候为愤青群体清理门户了！
　　
　　一种巨大的变化令我们深深困扰：今日之“愤青”，就如同志、小姐、农民这样的词汇一样，随着时空的变幻，正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内涵蜕化，从“心怀义愤的青年”变成“当下喷粪的肾上腺素分泌紊乱人群”。
　　
　　这种变化，令那些曾经反省自己愤青立场的前愤青与隐愤青们，认为有必要联手行动起来，与迅速扩大却迅速蜕化的粪青团体划清界限，因为真正愤青们的心跳与热血并不源于一个小小的腺体。为了维护人类高于生物性的本质，为了与激素做斗争，我们首先需要重拾经典愤青时代的光荣传统。
　　
　　愤青，愤与青，当然与热血和冲动一刻不离，但回顾一部愤青史，我以为愤青并不是一群嗔怒乖戾的小屁孩。拆分来看，“愤”源于知识结构的建立与生活经验的积累，而“青”，则是对于个体成长史上自由与叛逆因子的珍视。换言之，我们的心智构筑起我们为何义愤、如何义愤的基石，而生命则提供了义愤的动力源泉与呈现形式。
　　
　　这是一条从感官到心智再到情感继而是行动的人性线索，与犬儒和俗昧不同，愤青精神，是面临群体惯例、制度、不公与淫威的重重围困时，个体所彰显的抉择与行动的自由，是一种以热忱和行动为核心的生活方式。此外，“义”表达了一种个体与群体间的张力，它使得我们既不明哲保身，亦不陷入群氓。
　　
　　几时，愤青居然成为匿名漫骂、口号主义、战争妄想狂与夜半扎车胎者的代名词？果若如此，这个群体真的有必要发起一场自我清理的运动，将蜕化变质的部分清除出去，以维护这个以纯洁为最高荣誉的群体的纯洁。
　　
　　我看愤青之蜕变，跟网络时代来临有关。麦克卢汉有言，网络时代将伴随出现人类文化的重新部落化趋向，文身打孔碎布头服饰以及诉诸感官与肢体只是表象而已，且看粪青们的恶毒帖子与群氓式样的现实行动，便知道代表理性与逻辑的文字，如今也真的成为匕首与投枪了。这种“重××化”并不拗口难解，其实现世动辄嚼舌诅咒、上纲上线、打倒一切的粪青，不过是在触目惊心地演绎三四十年前的一幕。
　　
　　这甚至突破了愤青演化史中的一种过渡状态，狭隘××主义。这可能是地方主义，不管是盲目仇视还是盲目自信；也可能是民族主义，不管他们对本民族与外民族的文化与历史多么的不熟悉；抑或是小群体主义，动辄进行群体间PK，尽管我们知道，只有人和黑猩猩会集结本群体的雄性个体，对其他群体进行有预谋的袭击。
　　
　　虽然狭隘，但毕竟是“主义”，在狂热与盲从之外，肯定也有内涵与纪律以及哪怕不健全的心智，而网络这一媒介不断缩短着粪青们的“感知-行动反射弧”，最后成为一种腔肠动物的应激反应，一种虚无主义与习惯性失禁的杂糅体。
　　
　　粪青们以为自己是漫天飞舞拯救人类的黑客尼奥，却不曾想其生存状态更接近只有输入输出两条即时通路的“人类电池”，而复杂、丰富的理性与精神悄然蜕化。还记得那些只有条件反射与化学反应的场景吗？虽粉嫩如婴儿，却凛然可怖。每当理性在闪光，黑暗中便有这样的凛然目光片片点亮。
　　
　　我时时担心，或许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但就算已如麦克卢汉般慧眼目击文字时代的衰落前景，处在愤青堕落前夜的我们仍旧有理由、最重要的是有义愤，去直击与批驳愤青的蜕化，因为相比脱缰驰骋的历史，我们首先且可能关怀的，是一代愤青们的荣誉。
　　
　　中国愤青为什么越来越多？
　　
　　国内涉及到民族事件的报道总能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浪更比一浪高。主要人群就是那些愤青，愤青为什么在日益发展强大的中国越来越多？
　　
　　如今，在搜索栏中键入“愤青”二字，大约有数以千万计的网页会立刻呈现在你的面前，这还没有算上与“愤青”二字有关的其他衍生词条。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愤青”大概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了。有人因自己是“愤青”而感到自豪，并因此将“愤青”改作“奋青”；也有人将“愤青”头衔专门留给自己厌恶的对象，并将之贬低为“粪青”。
　　
　　然而，在“愤青”一词被越来越多网民所使用的同时，却鲜有认真严肃的学术研究告诉我们：被称为“愤青”的这个群体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而“愤青”现象又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情况。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杨丽君博士和郑永年教授终于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通过访谈、调研和分析网络内容等研究手段，清晰地回答了上述问题，并将研究成果发表在新近出版的《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期刊上。
　　
　　杨丽君和郑永年认为，“愤青”作为一个群体，其人员构成与行为话语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但当下的媒体报道与学术研究，大多对此认识不足。人们或是将“愤青”简单地等同为民族主义者，或是认为“愤青”只不过是在网络上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然而，通过对包括“反CNN运动”、“韩寒现象”和“69圣战”等一系列网络热门事件进行剖析，杨丽君和郑永年却发现：
　　
　　自称或者被称为“愤青”的这些人，其实是由三个差异极大的群体构成的。
　　
　　杨丽君和郑永年将第一个群体称为“民族主义型愤青”，这个群体是2008年反对CNN等西方媒体对华不实报道的主要力量。他们大多是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或者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国内青年。这类网民所愤怒的对象，主要是外国媒体及其他与国家事务有关的机构，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关切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国内情况的关注。虽然这些网民常被指责与政府站得过近，但他们的愤怒往往出于自身，而他们过分高涨的民族主义热忱，也未必是政府所真正希望看到的。在外国媒体对中国“愤青”进行报道时，他们所说的“愤青”一般意指这类网民。
　　
　　第二个群体被称为“批判中国型愤青”，这个群体主要由对社会现状不满的青年人构成，他们更关注国内情况，热衷于讨论社会问题，并且对自己所不满的现象进行批判。杨丽君和郑永年认为，虽然这个群体所使用的刺耳词汇和语句，常会被作为管控的对象，但只要他们没有过激的举动，政府一般也不会对他们进行干预。而韩寒是“批判中国型愤青”群体的代表人物，但媒体对他的关注，主要还是在于他身上所具有的商业价值和娱乐精神。
　　
　　最后一个群体被称为“忿怒发泄型愤青”，包括网络黑客、游戏发烧友，以及其他许多处于高度社会压力下的人们。他们因为自身所面临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环境而充满忿怒，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都可能成为触发他们发泄不满情绪的扳机。这个群体很容易发起或参与到突发性的网络集体行动中，他们的行动虽然在网上可能有很强的短期影响力和知名度，但一般并不会成为正规媒体的报导对象。
　　
　　不过，杨丽君和郑永年也发现，虽然以上三个群体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它们之所以都会被置于“愤青”这个标签之下进行讨论，是因为这些群体的成员也存在着四个方面的共同特质。
　　
　　首先，三个群体都善于使用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仅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精通互联网技术。第二，每个群体中几乎都同时包含生活在国内与海外的中国人。第三，每个群体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互联网，而互联网似乎也是他们活动的主要舞台；即便是“愤青”之间的线下活动，往往也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组织的。最后，每个“愤青”群体所关注的重点虽然不同，但他们往往都对国内的社会现状持有批判态度。
　　
　　那么，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成为“愤青”呢？
　　
　　杨丽君和郑永年认为，这个现象反映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快速变革的中国社会，迅猛而剧烈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剧烈转型的过程中，一些与许多人都密切相关的矛盾和问题，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当人们开始体验和对比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时，难免出现不安、不解和不快；而这些情绪在高度生活压力的情况下，很容易发酵为不满和愤怒。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恰好给人们提供了表达的机会；于是，许多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不仅自己成为了“愤青”，也吸引或者刺激着许多类似的青年人加入这个群体。
　　
　　不过，“愤青”群体和“愤青”现象可能更像两枚透镜，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对后者进行了夸张的折射。例如，杨丽君与郑永年也指出，由于互联网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巨大力量，互联网上往往存在着比现实中更为多样和极端的声音；而“愤青”们之所以显得异常愤怒，也可能是他们的年纪使然——当如今的“愤青”进入中年壮年时，他们或许将和前辈一样，变得不再那么容易激动。
　　
　　同时，“愤青”群体和“愤青”现象的复杂性也再次提醒我们，避免随意“贴标签”，是观察和分析中国互联网时所应持有的基本态度，因为正如杨国斌教授此前所指出的那样：互联网上的标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相对简单的观察世界的方法，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更加复杂却也更为重要的细节信息。
　　
　　（文/周雷  部分文字来源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