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心灵氧吧
泛社交时代的利与弊
发布时间：2013-03-08 11:54 类别：职场心理
心理导读：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试图揭示，大学生们认为浏览社交媒体比性爱更有诱惑力。虽然“性爱的冲动更强”，但“人们更倾向于懒洋洋地在社交媒体上晃荡，比如查看Twitter和Facebook”。换句话说，“社交媒体的诱惑力比性爱更强”。果真是这样吗？ ——www.tspsy.com
泛社交时代的利与弊
中国的微博、微信、QQ，各种贴吧、论坛，西语世界的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MSN、Skype、Facetime……这些由互联网技术带来的社交媒体，推动着一个泛社交时代。是的，不管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社交媒体那么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的行为方式，快得甚至来不及为它命名。
研究者普遍认可，互联网对于普通用户的日常生活介入，莫过于它对人际互动关系的改变。其中最为猛烈的要数对于人类性行为性关系的改变。因为互联网所具有的三个最基本特点：容易获得，代价低廉，匿名性强，让这种媒介非常方便“掩护”一些不为大众规范所认可的个人行为，而不用担心招致对个人人格的否定或审查。性，作为一项承载着太多社会、文化意义的道德实践，一向为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制约。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普及，让性的表达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自由多样，也更容易得到及时的反馈与回应。
由此，一个新的时代降临了。这一次，中国的发展几乎与世界同步。某些时候，步子甚至迈得更大一些。
网络导致情爱关系产生变革
2000年， 小有名气的心理学家、后来成为互联网人际关系与性关系知名研究者的Cooper, 与他的同事一起发表了一篇基于实验心理学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们宣称：互联网将会带来一场新的性革命。
彼时，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在各种网吧、公司办公室、星级宾馆大堂使用自己的私人邮箱传递各种信息，QQ还鲜有人注册，而且多集中在一些网络技术类从业人士之中。一些著名的BBS成为人们尝试“网恋”这种新鲜事物的发源地，比如已成为时代记忆的“西祠胡同”。“网恋”之所以被冠以“恋”字，还在于中国第一代网民的高素质，以及他们无意中成就的“网恋”的那种浪漫、诗意。那是70后在他们二十多岁时的爱情信条，还有中国人在追逐“现代化”过程中迅速培养起来的对于高科技、新事物特有的推崇，而不是排斥。
《新周刊》在2000年曾经追访过这第一代网民，其中一位叫郑南雁的，那时还没有创办七天连锁酒店，他只是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位北京姑娘，由此异地恋、由此闪婚，令我们印象深刻。他们的情感传递因为使用方块字而不是声音和表情而充满了古老的诗意。就像痞子蔡在那本被誉为第一本网络小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所展示的，这是第一代网民赋予网恋的有点不真实的浪漫情怀。
人们或许不曾预料，是网络这种新兴传媒导致情爱关系的变革。即便纯粹作为一种信息传递的平台，它也因为它的速度而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冲击。很快，“见光死”、“一夜情”、“裸聊”等具有网络色彩的性爱关系新术语开始传播。发展到2011年，“约炮”这样的术语完全可以从一个一脸清纯的小姑娘嘴里响亮蹦出。不仅仅是网络技术在发展，我们的婚恋情爱观一直在不断被挑战、被冲击、被分崩离析，直到我们成为像碎玻璃片那样闪耀着彩虹光芒的多元。
社交媒体，看起来好强大好魅惑
如果手机一直没有开发出短信功能，或者短信费一直居高不上，那么微博和微信还有现在这么火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微博和微信没有现在这么火，那么我们的人际关系和性关系，会不会因此而变得保守一些？比如，“哈瓦娜呐”就没有办法用@的方式向“笨笨”公然调情，而记者们也没办法将证据复制下来成为传播绯闻的证据，然后众多的中年男人和中年女人都不会因此被搅动得宛如自己家后院失火。
这不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性的观念开放、多元，与社交媒体的蓬勃强劲，都有赖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它们一定会结盟的，因为技术的进步从根本上还是思想的解放，就像大猩猩发现用木棍可以采集食物必然会带来居住方式的转变以及性资源的分配，人类对信息传递的诉求必然影响到其最基本的生存法则：求偶、性交和扶养子女的方式，我们现在称之为婚恋性爱。
互联网的普及是否加速人们性关系的发生，并因为这种加速而导致“不严肃”、“不合法”的性关系或性行为呢？比如婚前性行为、劈腿、多性关系、短期性关系、婚外性、同性爱，等等？2012年国外杂志的一项调查发现，近80%的女性和58%的男性说短信、社交媒体工具让刚刚交往的情侣更早地发生性关系，而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则是引发床事的新“诱因”。其中，发短信是情侣们保持联系的首选，男性发短信的次数比打电话多出39%，而女性发短信的次数是打电话的2.5倍。
这是指爱情发生之时，情侣们做爱的几率。我们更关心的是在没有心仪的对象之前，如何处理期待的多巴胺？调查显示，70%的女性利用搜寻工具为自己寻找心仪的对象，比如搜索自己的牙医到底有没有主，或者寻找同学录上记不起模样的小学同学。而男人们这么做的有63%。至于各种各样的相亲网站，已经市场化到了这种程度：你是想找一个陪你参加同学婚礼并根据当天氛围决定是否上床的约会对象呢，还是只考虑在婚姻可能性基础上进行交往的对象？
美国甚至出现了光明正大的“求包养”网站，主要是给年纪足够大且有钱的单身老男人找女朋友，想赚钱的女孩很多是美国名牌大学生。网站为这两类人提供包养交易平台，目前有100万注册用户，其中12万是老男人，他们须要付费才能接受服务。而女大学生，只要用有edu后缀的电邮就可以免费成为用户。仅仅根据后缀，人们惊讶地发现，很多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的ID也在其中。网站目前高速增长。
社交媒体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你既可以用它来认识陌生人，也可以加速与熟人间的联系，同样也可以让一段关系维持；你可以像“求包养”网站那样严格设定条件，明确自己的目标，也可以像微信那样假装毫无机心；你可以保守到微博上只关注自己认识的人，只与不到十个人互动，你也可以随便就向自己心仪的明星示爱，每天呼唤她/他，持之以恒两年也不被控以性骚扰罪……社交媒体，看起来好强大好魅惑。
“上瘾”，更多时候是出自对“上瘾”的恐惧而已
在互联网诞生之初，它的强大和魅惑就足以使人担心了。
即使诞生之初功能有限，“网络上瘾症”这个词也被频频提及。研究者发现互联网的使用与“爱上瘾”、“性上瘾”有很大关系。很多人自幼童时代就开始使用互联网获取性的信息了。网络恋爱的危险性在于谎言与欺骗，包括怀孕、性病传播与性暴力，感情与身体所遭受的危险性，遭遇危险人物或不值得信任人物的危险性。
纯粹网上的恋爱有很多危险性，但如果作为一种工具，在伴侣之间运用，大家都承认危险性较小，所以这样的研究也比较少。
不管是被动接受网络信息，还是主动在网络上搜寻性知识、性对象，互联网都有利于性行为的发展与保持，模仿与从众。对有些人来说，网上性行为是现实中性行为的一种补充，有时候起到维持、调节现实的作用；而另外一些人，则介于网络上瘾与性上瘾之间，比如，不断地在网上寻求新的性伙伴，而不懂得如何去维持现有的网络或者网下的性关系。新的研究发现，其实这两种心理之间并没有明显界线。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试图揭示，大学生们认为浏览社交媒体比性爱更有诱惑力。虽然“性爱的冲动更强”，但“人们更倾向于懒洋洋地在社交媒体上晃荡，比如查看Twitter和Facebook”。换句话说，“社交媒体的诱惑力比性爱更强”。
也有调查发现，即使在床上翻滚，还是有人离不开他们的3G手机。如果在做爱的时候有电话打来或者收到短信，5%的受访者说他们会瞥一眼看是谁打来的，1%的受访者说他们会停下来接电话。
社交媒体的力量如此强大，一旦使用很难戒掉。在地铁里、在候机室、在聚会餐桌上、在会议室，我们看到人们玩弄手机或者掌上电脑，但这并不能证明它比性爱更重要，只能说明它比性爱更容易获取，更少付出代价。
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经验，与情侣分手后仍不忘旧情，在微博、豆瓣、人人、百度贴吧等各种网站上搜寻前任的足迹，他/她的历任爱人都在搜索之列，有时甚至包括他/她的家人。在网络上吐槽前任的种种罪过，更成为一种流行。阅读名为“我的前任是极品”的微博，也具有一定的强迫性。这种经验与其说是网络上瘾，不如说成“爱上瘾”更为合适。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新的信息作为新的刺激源，这种症状也就自然痊愈了。
伴随着性与网络的出现是一种道德恐慌，所谓的网络性瘾是否就是出自这种道德恐慌呢？他们自我诊断为性上瘾，主要是一种对于媒体传播的敏感性，而不是医学临床上的考虑。试想在两年前，如果一个人在工作聚会时频频翻看手机，不是被认为“有问题”就是“有毛病”。而今天，情侣对坐而各玩手机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新的默契，“上瘾”，更多时候是出自对“上瘾”的恐惧而已。
“父权制”在社交媒体上的瓦解，与性信息的传播有关
本年度上海地铁公布一组女性着性感衫乘车的图片，将“女性性感”与招致“性骚扰”画上等号，引来大批女性主义者攻击。女性主义者向来宣称：我穿着性感是我自己喜欢，不是要你性骚扰我。这本来是女性主义运动中一个传统的议题，台湾的何春蕊在上世纪90年代就组织社运高喊此类口号，其思想早已潜移默化至年轻一代不管不顾的日常作风中，才有上海地铁抓拍到的各种性感衣着。可惜我们的宣传点赶不上社会的变化，好不容易赶上微博这样一个新的传播工具，看起来与时俱进了，却因为新瓶装老酒，从而激发起一轮声势可观的“反上海地铁”运动。
“反上海地铁”的微博集体造势，可能正反映了研究者Castells在2010年宣称的：父权制在社交媒体中已灭亡。
所谓“父权制”，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经济文化制度，将男人与女人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以各种方式固定与传承，从而造成女性在各种社会制度下统一呈现出的一种状态，那就是低于男性。“父权制”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不胜枚举。上海地铁之所以将女性性感与招致性骚扰等同起来，就在于其父权制的思想将女人仍视为性感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也就是说，女人无法决定自己的性感目标，她们的性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激惹男性的性欲望，而由此导致的后果她们必须承受。而男人呢，在父权制的思想下，因为不是性感的客体，所以也没有性感一说，如果因为赤裸上身而导致女性的性攻击，那么不怪这个男人性感，而怪女人们疯了。
在社交媒体的使用者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过时论调依然大行其道。不说别的，就拿节目视频大受欢迎的小S来说吧，她一直在“父权制”体系下践行“反父权制”。没结婚时自己性感，不但没人敢骚扰她，她反而可以肆无忌惮骚扰养眼男嘉宾。怀孕了还性感，打破“母性”就一定要庄重的幻象；有了三个孩子还要性感，性感给众多追随者看，其中很多是像她一样的女性。她的这种气质，虽然不是百分百吻合“父权制”已灭亡的假说，但至少向我们揭露，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怎么做男人、怎么做女人，在社交媒体的时代，已全然不同了。
在新兴的社交媒体上，性与身体、性与生理性的愉悦、性与两性关系，这些原本坚固的联盟变得非常脆弱，它们被消解了。性成为话语，被解构，被消费，被生产，被传播。性，因为其私人性，让信息的传播也变得真切可触，从而更加多元，更加个性化，也更加具有颠覆性。“父权制”在社交媒体上的瓦解，与性信息的传播，不无关系。
社交媒体给生活带来了巨变。博客、论坛、播客、微信、微博、QQ、猫扑、人人、天涯、豆瓣……人数如此众多，传播如此自发，当每个人争取平等的愿望达成一个日常生活的最低协议时，也就是网络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如果没有技术支撑那么多的互动模式，那么多互动的产品，网民的需求只能被压制而无法释放。如果没有意识到网民对于互动的、表达自我的强烈愿望，也不会催生那么多眼花缭乱的技术。网络世界如此，现实世界也应如此……
这是自我管理的时代
研究者一谈起中国的性意识，就会讲起唐朝，作为曾经开放繁荣的证据；宋朝则作为“保守化”的开端。“文化大革命”是另外一个里程碑，通常认为无性化在这一时期最为决绝；改革开放，虽然性在某种情况下仍然是禁忌，但人们的态度的确变了；1979年第5期《大众电影》杂志在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男女主角接吻的照片引发全国大讨论；1985年，那本“粉红皮、两毛四、五个字”的《性知识手册》第一版就卖了50万册，顾长卫的电影《孔雀》有一幕场景向之致敬；90年代，性用品商场遍地开花，同性恋酒吧出现；2003，第一个安全套广告在电视中出现，广东举办首届性文化节，从此之后成为每年一次的盛举；2010年11月，日本女优苍井空注册微博，24小时之内粉丝数达到22万4 144个，而在微博上宣称希望钓鱼岛事件和平解决之后，她的粉丝超过1300万……
监督部门用很多方法监督微博，微博改变了中国的信息产生及传播方式，使之变得更直接透明。它常用来进行传播儿童保护、反腐败等社会议题，给普通人以表达的机会。虽然140字不能说明问题，但图片和视频可以用来传达更多信息。看色情图片或电影，阅读相关信息，购买性产品，寻找浪漫、爱及纯粹的性，这些都是微博兼具的功能。从这个角度来讲，技术革新带来的是一场性革命，尤其是在现实生活中没办法实现自己的性权利的那帮人。在其他方面，互联网的进步带来的变革被认为是积极的，但人际关系，尤其是性关系，则往往被认为是充满危险与堕落。
社会流动适逢情感爆发，我们的信息传播愈来愈充满个人化与个性化。有人说这是全自由的数字时代，充满危险性。不知什么时候，你的裸照有可能被公布。女性要更加小心。男女朋友分手，他们最关心的往往是“咱俩的照片都删了吗？”隐私不存在，哪怕是一个普通人，倘若拥有不普通的隐私，一样一夜之间为人所知。
网站、BBS、博客可能很容易控制，但是微博很难，微信更难。这是一个自我管理的时代。抛去社交媒体上光怪陆离的社交行为，回到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在他/她的亲密圈子里，他/她进行着怎样的互动，如何建立并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或者不断创造新的关系，如何进行亲密关系的管理与自我管理，这是我们目前匮乏的，也是需要探寻的重点。
（文/裴谕新 心灵花园）
下一篇：行为心理学：身体姿态的密码 上一篇：为别人花钱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