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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中国式的人际关系
发布时间：2015-03-07 08:25 类别：经典案例
心理导读：在中国，如果你们是朋友，为了你我可以倾其所有；如果你是陌生人，我就会在你前面加塞。对陌生者的粗鲁和对喜欢的人友善，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 ---www.psy0898.com
案例分析:中国式的人际关系
西方人来到上海，第一印象往往是中国人很讨厌。在地铁站，乘客挤在车门口，都想第一个登车；在大街的交叉路口，红灯亮了的一霎那，车子也会飞快冲过人行道；在公众场所撒尿也是常有的事。对所有这些事，老上海人总是埋怨是从乡下来的农民工干的，而西方人则抱怨这是“中国文化”造成的，尽管在台湾和香港“中国”这个词感觉更文雅一点。这是有很深的心理方面原因的：“圈内”和“圈外”的群体效应在中国非常强烈。如果你们是朋友，为了你我可以倾其所有；如果你是陌生人，我就会在你前面加塞。对陌生者的粗鲁和对喜欢的人友善，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我所说的这些个别人，并不代表所有的14亿中国人，然而这些人却被打上了“中国人”的标签。下面我的看法是从住在上海、广州或波士顿所遇到的朋友们那里得来的。不管他们能不能代表中国人，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很多东西。那么，像我这样生活在的美国东北部的美国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了解到哪些人际关系呢？
第一、慷慨的思维理念
在中国，慷慨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就像说“请”、“谢谢”这些词一样平常。这一理念明显地表现在一些日常小事上。在细微末节上是这样，在餐馆里买单也是这样。在餐厅坐在旁边的一位老人衣服掉上了饭点，他会迅即递过去餐巾纸；如果老人目光落在某一道菜上，不用你提出来，他就会替你夹菜。似乎大家眼睛都在扫描着对方，对方每一点不方便他都能看到，并随时站起来给予帮助。
有一次我父亲飞到福州去讲学，那所大学责成一位叫莉莉（音译）的研究生来陪同他。有一次莉莉主动要替我父亲拿笔记本，而父亲却说：“不用了。我很好啊。”莉莉看上去很沮丧，父亲见此改变了主意，把笔记本交给她来拿。
此类规则还有：中国人经常给你的帮助，往往超过你的需要。一个周末，我从上海去宜兴。宜兴是江苏省一座小城，因生产宜兴壶而出名。同行的还有我的同事丹丹（音译）、老板安吉拉（音译）和安吉拉的儿子本。因为丹丹的母亲是宜兴人，而丹丹是安吉拉下属，所以丹丹的母亲显得彬彬有礼，给我们一行预定了一辆奥迪A6轿车和一名司机。
车子还没离开上海，丹丹、安吉拉和司机就拿出快餐，吃了起来。他们带的快餐足够车上所有人吃的。这就引起了一场打架似的礼让大战：丹丹拿出“乐事薯片”给大家吃，安吉拉谢绝并拿出自己的花生酱冰激凌给大家吃。司机谢绝了两个人的好意，并给大家拿出了几瓶乌龙茶。乱哄哄礼让了一阵子之后，最后安吉拉占了上风，车子行驶在G2高速公路上，大家都在车里吃花生酱冰激凌。
一个小时以后，丹丹打电话给她妈妈，告诉她我们已经吃过，不用再准备午饭了。她母亲说：“那好吧，我就准备一点便餐好了。”到达目的地之后，我们才明白，原来她是要请我们去宜兴最好的一家宾馆，所谓便餐就是：8例宜兴名吃----“太湖元鱼”、一盆百合花瓣汤、一盘山栗子炖小鸡、一盘醋香野笋......此外她还专门为“外宾”点了蛋黄酱拌田园沙拉。这个周末，我们被邀请吃了5次这样的“便餐”。
这种水平的慷慨，在中国是很平常的事，特别是招待老板，外国客人，或者是其所爱慕的人，都是这样。因此，在上海外国人被人认为太吝啬，或者叫“小气”，那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小气”，直译成英语就是“small air”或者“low _qi-_energy”，从字面讲意味着他们需要去看精神科医生。
第二、不看其言 要观其行
当我开始和“珍妮”约会谈恋爱时，心里总感到有点不安，因为我希望从女朋友嘴里亲自说出甜言蜜语，但是她是不会说的。有一次我在印度尼西亚出差一周之后，回到上海的家，她没有说“我想你”，或者“看到你，真好”，而只是像我们在公司的自助餐厅相遇时那样，开始侃侃而谈起来。当我对她说我爱她时，她只是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因此我开始怀疑她是不是也爱我？
但与此同时，她趁我不注意，开始为我做起一些小玩意儿来。她从“老海军”名牌店为我买来短裤，她用波拉一步傻瓜成相机拍下我们俩的照片，买来一个兔耳图案的相框，把照片镶嵌在里面送给我；当我举办生日派对时，她吹起来很多气球，挂得到处都是；她甚至还买来轮椅，以便我那脚踝扭伤的朋友也能来参加聚会。这还不够，她还亲手为我做了美味的香蒜沙司，准备了红酒和香味蜡烛。我一个月前给她发了个短信，这事我早就忘了，她却以此短信为题，为我我画了一幅油画。虽然她为我做了那么多，但我仍旧担心，因为她说的太少了！
我的中国老师苏伟（音译）是一个大大咧咧，但考虑很周全的人。有一次过圣诞节，我从纽约坐火车去看望他，虽然我坐火车仅用了2个小时，而他却开了40分钟的车到火车站，又用了40分钟把我接回去，以便向我展示一下他的新居。他送给我一本书，给我母亲一盒茉莉花香茶，还给我一大袋开心果，让我带回中国来。
从上大学开始，苏伟就把自己的家对他喜欢的学生开放，并且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每次我到他家去，他的夫人刘梦君（音译）总是为我做一顿大餐，如果我要在那里过夜，就在客房里为我准备好一张床。有一次，我随便问了一声家里有没有橘子汁，从那以后，无论什么时候我到他家，冰箱里总是放着一夸脱纯果乐橘子汁。在我的大学教授中，苏伟是唯一一位主动在生活上关心学生的老师，而且在学生毕业很久之后，他还继续以朋友和导师的身份帮助他们。作为一个小说家，教师和诗人，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比珍妮强得多，但是他仍旧是“行先于言”。他“注重行动”的品格是继承了孔子的伦理。在《论语》的第4卷第24章中，孔子说：“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见《论语 仁里》--译者）这句话恰恰可以用来形容珍妮或苏伟。
第三、自省和诚信
我的中国同事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喜欢默默地呆着，他们的想法是“我不喜欢先入为主”，或者是“我不希望自己说错话。”他们这种态度使得单位吃午饭的时候显得有些枯燥无味，令人厌倦。公司的美方经历梅丽莎想尽办法，想使中国雇员在办公室里度过“周五快乐时光”时，尽量多一些交流，但是他们不仅交流很少，反而大部分人都拿瓶啤酒或一包爆米花，回到自己的办公桌。
这和美国人喜欢大声喧哗和外向的性格几乎相反。在这种时候，美国人总会有说不完的话题：“你怎么样啊？”，“你干了点什么呀？”，“这个周末你做什么呀？”一般，他们都不在乎你如何回答。----回答可能是：“对不起，马克，没有人喜欢听你那些骑自行车旅行”之类的话。但是这些话题可以把人们贴到了一起，促进了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这两种态度，外向性格和内向性格是正好相反的性格，通过真诚的简短交流，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这绝对没有汉语里“关系网”的意思。那么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它正如孔子所说：“无友不如己者。（出自《论语·学而第一》---（译者）者）”。另一方面，闲聊促可以进友谊，但是这种友谊会经常陷入一种“假欢”和具有讽刺意味的非控制状态。美国人可能更开朗一些，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孤独感。
当然中国有些社交礼节是虚伪的，他们经常参加宴会，举杯祝福，赠送礼品，在这些事情上往往争先恐后，总想使自己表现得大方一点，行动积极一点。这些社交礼仪，即便不是出于诚心，那起码也会营造出一种相互依赖强有力的联系。
第四、友谊更亲密一些
和中国人交往，只要跨越了“朋友”的障碍，他或她就往往变得和我相交往多年的西方老友一样亲密无间。就是那个和我们一起去宜兴旅游的安吉拉，虽然是一个年岁很大的人事部经理，但她对待他的下属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她邀请我和丹丹同她和她10来岁的孙子一起徒步旅行；她经常做东在她家里请我们吃饭。我的中国老师苏伟了解我的爱好甚至超过了我的父母。我的同事林肯，是一位熟练沉稳的电子营销员，蓄着海盗般的山羊胡子，他早就成了我的游泳伙伴和政治辩论的对手。我们经常到徐汇区的游泳池去游泳，在那里我们自然要赤条条地到淋浴间一起去淋浴，我们经常一游就是一两个小时，然后到兰州拉面馆餐馆两碗面条，一边吃一边讨论历史和政治，一直到上海这个大都市到了打烊的时间。我的朋友查理斯也是这样的人。他在8岁的时候就移居到佛蒙特，说话带着严重的地方口音，他是典型达特茅斯兄弟会成员的形象，但他从没有忘记他的中国根。整个周末他都会不嫌麻烦地全天候陪同他的一两个小玩伴，喝酒，吃饭，相互讲述各自的离奇故事。他讲的是英语，说的是美国的事，做派却是中国式的。
无论是安吉拉、苏伟、林肯，还是查理斯，他们都和我非常亲密，不需要依靠任何夸张的西方朋友情结来维系。他们没一个人说过：“见到你真好！”而代之以行的是，直接邀请我进入他们的生活圈子，花上几个小时呆在一起。
作为特别的朋友圈子，他们在中国很少像“素有联系”的两个人那样约会，而是两个人生活的混合体。我这个优秀的“上海男朋友”，做得一手女孩才能做出的菜肴，叠好她洗完的衣服。当然我们实行的还是AA制，该付钱的付钱，就像我在美国的室友琼一样，学会了为他当地的女友塞布丽娜去做一切事情。我们在微信上交流是很平常的事，配上“情侣装”外出也并非罕见。甚至“约会”这一概念本身，就是通向婚姻的长征。正在蔓延西方“勾勾搭搭”文化，在上海市中心这样一些地方对年轻的职业人士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当然，最亲密的关系无过于父母和子女。有一天，珍妮问她的妈妈，如果她死了妈妈会怎样，他母亲毫不迟疑说：“那，我就自己杀死自己。”
最后的思考
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决定着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我成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朋友们都实行AA制，人们精心地安排自己的时间，那里的人除非到了危急时刻，是不会轻易表现出他们强烈感情的。中国的“不言”规则则决定着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相互之间分享一切；闲聊，嘲讽。“见到你很高兴！”这句话使我们在社会交往上达不到十分亲密的程度。人们可以表现出令人惊奇的大度，但是你首先要问一问这种大度是不是真的。我在中国交的朋友使得我产生了疑问。这，是不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好方式，或者说是唯一的方式或方法？他们总是说的少而做得多，总是用行动而不是用语言来表达他们的关心。或许竖立在陌生人之间的隔墙很高，一旦你跨越了这堵墙，一切都可以分享。
是不是一种文化就优越于另一种文化呢？在我看来，有优势的文化是这样的，在这种文化中，礼仪可以延伸到“圈子”之外；在这种文化中，没有过多相同之处的人可以可以形成相互交谈的习惯；在这种文化中，我们可以保守隐私。
在我的家乡波士顿这样的地方，没有一个群体是多数派，人们都是从各个地方汇集来的，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在那里，单个人可以实现更多的理想，更具有创造力。如果他们被一个利益关系网束缚起来，例如朋友、家庭和爱人等构成的网络束缚起来时，那他们就有可能受到更大损失。但是个人主义太强了，人们就会感到孤独。最好的是中国文化，它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反映出来就是人们行为表现得很大度，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表示关心。在闲聊中显得很真诚，对被他们称得上是朋友的人，会给予全心关注。这里的人也都有自己的出身背景，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因此而出人头地。如果你要幸福，你是不是就必须多给与一些？
(译者/吴士异 | 原作者/Sam Mass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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