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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堂:共情的治疗作用

发布时间：2013-08-02 15:17 类别：心理学堂

　　
　　心理导读：在我作为治疗师的早期生涯中，我发现仅仅是倾听我的来访者，全神贯注地倾听，就是一种重要的有效方式。所以，当我不确定该以某种主动的方式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就只是倾听。令人惊奇的是，这样一种被动的交流方式竟如此有用。　　　　 ---www.tspsy.com
　　

心理学堂:共情的治疗作用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我们应该重新检验和评估这种被称为共情（empathic）的与他人共处的特殊方式。我认为，我们对这一元素关注太少，而其对我们理解人格动力以及产生人格和行为的改变都极为重要。这是我们使用自身（ using ourselves）的最为微妙和有力的方式之一。尽管这一主题经常被讨论和表述，但是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很少见到它在关系中全面展开。下面将开始讲述我关于这一主题的几分艰难历程。
　　
　　个人的徘徊
　　
　　在我作为治疗师的早期生涯中，我发现仅仅是倾听我的来访者，全神贯注地倾听，就是一种重要的有效方式。所以，当我不确定该以某种主动的方式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就只是倾听。令人惊奇的是，这样一种被动的交流方式竟如此有用。
　　
　　后来，一位有着兰克学派（Rankian）背景的社会工作者，帮助我了解到最有效的方法是倾听来访者的情感、情绪，通过他们的言语可以辨别出他们的互动模式。我相信她的建议是，最好的回应便是把这些情感“反映”（reflect）给来访者——“反映”立即成了我奉承的一个词。但是，那时它帮助了我作为治疗师的工作，因此我心存感激。
　　
　　再后来，我转到全职的大学岗位，在学生的帮助下，我终于能够找到一些设备来记录我们的面谈。当我们簇拥在能够听见自己的机器身旁，反复播放着一些疑点——会谈中明显出错的地方或那些来访者明显前进的时刻，此时我无法形容我们学习时的激动心情。（我仍然认为这是一种提升治疗师自己的最好方式。根据这些录音里的许多经验教训，我们逐渐认识到倾听情感并“反映”它们，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指出那些导致富有成效的重要表达变得肤浅和无效的治疗师回应。同样，我们也能够指出那些把来访者的呆滞和散漫变成专注的自我探索的标记。
　　
　　在这样一种学习环境下，我们很自然地强调治疗师的回应内容，而不是倾听的共情程度。这样一来，我们变得过于看重咨询师或治疗师的技术。我们变得熟练于分析，擅长分析每一个微小的细节，每一次面谈的起伏过程，并且从微观研究中获取大量的资料。但是，我们专注于治疗师回应这一趋势的影响使我感到震惊。虽然我曾遇到一些敌意，但是这些反应更为糟糕。一些年之后，这全部的方法被认为是一种技术。“非指导性治疗”，它被认为“是一种反映来访者情感的技术。”或者，更为糟糕的讽刺直接说道，“在非指导性治疗中，你就重复来访者所说内容的最后几个词。”我们方法被完全地扭曲，这使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一直以来，我对共情性倾听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而且，当我在共情的时候，我强调的是一种共情的态度，至于在关系中它可以如何实施几乎没有发表意见。我更愿意讨论积极关注和治疗师一致性的质量，我假设它们与共情一起会促进治疗过程。虽然它们也经常遭到误解，但至少不是讽刺性的。
　　
　　当前的需要
　　
　　然而，多年以来，研究证据持续增多并有力地指出，关系中高度的共情可能是引起改变和学习最有效的因素，至少确定是最有效的因素之一。因此，我相信现在是时候了——忘记过去的讽刺和误解，并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共情。
　　
　　还有一个原因表示这样做似乎是合乎时宜的。在美国过去的一二十年里，许多新的治疗方法占据了中心舞台。其中最为知名的有：格式塔治疗、心理剧、原始治疗（primal therapy）、生物能量（bio-energetics）、理性情绪疗法、交互分析（transactional analysis），但是还有更多的疗法。它们的吸引力部分在于这一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很明显治疗师是专家，为了来访者的利益，经常以戏剧性的方式主动地操纵着情境。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未来的迹象，我相信，人们对这种专门技术指导的着迷会有所减少。至于另一种基于专门技术的方法——行为治疗，我相信，人们对其的兴趣和着迷仍然在增加。一个技术的社会乐于发现一门技术，凭借它，人的行为可以向着治疗师或社会所选定的目标被塑造，即使没有他的理解或同意。不过，即使在这里，哲学和政治对“行为方式”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一些有思想的个体还是提出了许多质疑。所以，我已经看见一种意愿，许多人采取另一种方式看待人们的存在，这种方式带来自我指导式的改变，它寻找当事人（而不是专家）身上的力量，这使我又一次仔细地检查共情到底是什么，我们对它又了解了多少。也许现在时机成熟了——去赏识共情的价值。
　　
　　早期的定义
　　
　　共情这个词有过很多定义，我自己也提过好几个定义。20多年前（尽管直到1959年才发表），我尝试给出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作为正式陈述我的概念和理论的一个部分。这个定义是这样的：
　　
　　共情的状态，或者说共情，是准确地觉察另一个人的内在参考框架，这种觉察带有情感的成分和含义，好像你就是那个人，但又永远不失去“好像”的境界。因此，这意味着去感受另一个人感受到的痛苦或快乐，就像他感受到的那样；并去觉察其原因，就像他觉察到的那样，但是永远不失去这一认识：好像我是痛苦或快乐的，如此等等。如果失去了这个“好像”，那么这种状态就是一种认同(Rogers, 1959, pp. 210-211. See also Rogers, 1957)。
　　
　　体验作为一个有用的概念
　　
　　为了制定一个当前的描述，我想利用由简德林（1962）提出的体验的概念。这个概念以许多方式丰富了我们的思维，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将会看到。简单地说，他的观点是，在人体组织中一直发生着源源不断的体验，个体为了发现他的体验的意义，可以将其作为一个指示物反复地回顾。他将共情视为敏感地指向来访者在这个特点时刻所体验到的“感受意义”，是为了帮助他聚焦于那个意义，并将其带到完全的和不受拘束的体验。
　　
　　举个例子也许会更清楚这个概念及其与共情的关系。一个男人在会心团体中对他父亲做了暧昧的消极表达。团体引导者说：“听起来好像你是对你父亲生气。”他回答道：“不，我不这么认为。”“也许是对他感到不满？”“嗯，是的，也许。”（说得相当地含糊）。“也许你是对他感到失望。”这个男人很快回应：“就是这样！让我感到失望，他不是一个坚强的人。我认为我总是对他失望，从我还是孩子时起就这样。”
　　
　　这个男人检查这些词语的正确性时依靠的什么？简德林的观点是，对此我表示同意，他在检查它们时依靠的是他自己内部正在进行的心理-生理流动，来确认它们是否匹配。这种流动是非常真实的东西，人们能够运用它作为一个指示物。在这种情况下，“生气”与这种感受根本不匹配；“不满”更为接近些，但还不完全正确；“失望”则完全匹配，并促进了这种体验的进一步流动，就如常常发生的那样。
　　
　　现在的定义
　　
　　根据这个概念的背景，我想对共情进行一个新的令人满意的描述。我不会再把它定义为一种“共情的状态”，因为我相信，与其说是一种状态，不如说共情是一个过程。也许我可以描述出共情的这种特征。（但愿我可以描述出(state of empathy is a process rather a state)这种特性/特征。我是这么理解的）
　　
　　与他人实现共情的方法涉及好几个方面。共情意味着进入到他人私密的感知世界，并且在其中感到自在。这包括对于另一个人的内心中发生变化的感知意义（felt meaning）和这个人正在经历的感觉，无论是恐惧、愤怒、脆弱、困惑还是其他感觉，时刻保持敏感。这意味着暂时进入另一个人的生活中，在其中小心地移动而不作任何评价，感受他/她很少察觉到的感受，但却不去揭开这个人完全不曾察觉到的感觉——因为这会变得过于具有侵略性。这包括当你用新奇而不惊讶的双眼去审视令这个人感到害怕的因素时，你要与之交流你对他或她的世界所产生的感受。这意味着需要去经常与这个人核对你对他/她的感受正确与否，并从得到的回应中得到引导。你是他/她内心世界的一名自信的朋友。通过指出他/她的经历可能代表的意义，你帮助这个人关注于这一有效的指示对象、去更完整地感受这些意义，并且在体验的过程中前进。
　　
　　通过这种方法与他人接触意味着，在这段时间内你需要把你拥有的观点和价值观放在一边，从而不带偏见地进入另一个人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你需要把你自己搁置于一边。而这只有某一种人才能做到，这个人非常具有安全感，并且知道自己不会在他人的可能会有些陌生或奇怪的世界中迷失，而之后又能从容地回到自己的世界中。
　　
　　或许这个描述说清楚了一点：共情是一种复杂的、要求高的、强烈的却又是细微而温和的存在方式。（感觉这句翻译的不好，大家给提提建议吧）
　　
　　操作性定义
　　
　　前述的描述难以成为一种操作性定义，也不适合在研究中使用。其实共情的操作性定义早已形成并被广泛使用。如巴瑞特-伦纳德关系问卷（Barrett-Lennard Relationship Inventory），这个问卷由处于一段关系中的双方来填写，而共情程度由问卷中的条目在操作上进行定义。这个问卷中的一些条目表明了从共情至不共情的范围，如下：
　　
　　他理解我的经历给我的感觉。（他能够领会我所体验到的，正如我的感觉。）
　　
　　他可以理解我在一种超然、客观状态下表达的观点。（他从一种分离的、客观的立场来理解我。）
　　
　　但是他只理解我的话，不理解我的感受。（他能够理解我所说的，但那不是我的感受。）
　　
　　巴瑞特-伦纳德（Barrett-Lennard）还有一份详细的关于共情的概念性陈述，他制定的问卷条目便是从这个基础上而来。尽管这个陈述与之前给出的定义会有重叠，但它也有足够的差异来证明以下的引述：
　　
　　定性地说，[共情式理解]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包括想要知道另一个人完整的、当前的和变化的意识，去努力去接收他的沟通信息和含义，并把他的言语和非言语翻译成他所体验到的含义（至少与当下对于他的意识最重要的那一部分相匹配）。这一过程是理解他人公开谈话的“背后”所表现的意识（这是一种对他人的外部交流“背后”的意识的体验），但是时刻谨记这一意识在他人身上一直产生并延伸。(Barrett- Lennard, 1962)
　　
　　特鲁瓦克斯（Truax）及其同事设计了一个由评定者使用的精确共情量表（Accurate Empathy Scale）（Truax, 1967）。甚至非常少量的会谈记录都能够由这个量表可靠地评定。这个量表的性质可以由几个阶段的定义来表示：阶段1，是最低水平的共情式理解；阶段8，是非常高（尽管不是最高）的共情程度。
　　
　　这里是第 1 阶段：治疗师似乎连来访者最显而易见的感受也完全没有觉察。对于来访者感受的情绪和内容来说，他的回应并不恰当。对于来访者陈述的情绪和内容来说，他的回应也不恰当，而且没有可测定的共情性质，因此，没有任何精确度可言。这位治疗师可能感到厌倦而缺乏兴趣，也可能在积极地提供建议，但他并没有在传达对来访者当前感受的觉察（Truax，1967，pp. 556-7）。
　　
　　第 8 阶段定义如下：
　　
　　治疗师能够准确解读来访者当前承认的所有感受。他还会揭露来访者裹藏最深的感受领域，说出来访者体验中他自己很少觉察到的含义……他进入来访者略微提及的那些情感和体验，并做到敏感而准确。呈现出来的内容可能是新的，但并不陌生。尽管第 8 阶段的治疗师也会犯错，但不会是格格不入的错误，并且，由于他们的回应是试探性的，所以这些错误得以被掩护。另外，治疗师对错误很敏感，会很快在中途调整或改变其回应，表明他更清楚地了解了谈论的内容，更清楚地了解了来访者在他自己的探索中追求什么。治疗师在试验性的尝试中反映与来访者在一起的感觉。他的语调反应了共情领会的严肃性和深度。（Truax, 1967, p. 566）。
　　
　　我曾希望通过这些例子来表明，共情过程可以用理论的，概念性的，主观的，可操作的方式定义。即使这样，我们也仍然未曾达到其本质的极限。
　　
　　当代人的定义
　　
　　尤金·简德林和其他人最近参与了一个被称作“改变”的互助团体项目，这个项目在对所谓的混乱的城市生活中被疏远和反文化的成员造成了不少影响。让人特别感兴趣的是，这里有“交谈手册”（Rap Manual），用于帮助普通人学习“如何协助另一个人的改变”。
　　
　　这本手册以关于“ 纯粹的聆听”的章节开始。一些摘录展示了其风格：
　　
　　这并非为人们定制路线。你仅仅是聆听并反馈另一个人说的事情，一步步地，好像就在此刻经历着它的那个人。你绝不混进任何你自己的事情或观点，绝不将那个人未表达的任何东西加给他……为了表明你的准确理解，用一两句话对那个人想要说明的个人意义进行澄清。这可以是用你自己的话，通常如此，但对于敏感的重要事件，用那个人自己的话来表达（Gendlin 和 Hendricks，日期未注明）。
　　
　　这一手册全文都是这样的风格，有许多具体的建议，包括“如何知道你正在做的是对的。”
　　
　　因此，似乎很清楚共情式的存在方式，尽管在概念上非常微妙，也能够以当代的年轻人或城市人所理解的方式来描述。这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
　　
　　一般研究结果
　　
　　通过使用上文提到的工具或其他我们设计的工具，我们对共情已经了解了多少?答案是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我将尝试来呈现这些发现中的一部分，首先呈现的会是其中有趣的那些部分。在分析共情气氛对接受者的动力和行为的影响之前，我将有所保留。这里是一些非常有把握的一般性陈述。
　　
　　理想的治疗师首要的品质就是共情。当许多不同取向的心理治疗师描述他们对于理想治疗师的概念，描述他们想成为什么样的治疗师时，大家几乎高度一致地认为在十二个变量中，共情应排在第一位。这个说法是基于拉斯金（Raskin，1974）对于至少8个不同治疗取向的83名一线治疗师的研究。此研究中共情质量的定义和这篇论文里所使用的定义是非常相似的。这个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费德勒（Fiedler，1950b）早期的一项研究。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治疗师意识到了成为一个治疗师的首要品质就是“努力、尽可能敏锐而准确地，站在来访者的角度来理解来访者”（Raskin, 1974）。
　　
　　共情与自我探索和治疗进展是相联系的。我们已经了解到，具有高度共情的关系氛围与治疗中进展的许多方面密切相关。这样的氛围很明显与来访者的高水平的自我探索也相关（(Bergin and Strupp, 1972; Kurtz and Grummon, 1972; Tausch, Bastine, Friese and Sander, 1970)）。
　　
　　一段关系中早期的共情可以预测这段关系成功与否。一段关系中出现和将要出现的共情水平可以在很早就能确定下来，基本上第五次甚至第二次面谈就可以确定。这个早期的测量对于后来的治疗成功是有预测作用的（Barrett-Lennard, 1962; Tausch, 1973）。因此，这些研究发现告诉我们，通过在早期测量咨询师的共情水平，可以避免大量不成功的治疗。
　　
　　来访者在成功的治疗中会感觉到更多的共情。在成功的案例中，咨访关系中的来访者感知到的共情特质会越来越多，而这样的特质是由客观标准所评定的，尽管这种增加不是非常明显（Cartwright and Lerner, 1966; Van Der Veen, 1970）。
　　
　　理解是由治疗师提供的，而不是被索取的。我们知道共情是治疗师应具有的特质，而不是由于某类来访者而引发出来的（Tausch, et al, 1970; Truax and Carkhuff, 1967）。我们已有对反面案例的思考，认为一位有魅力的来访者可能是获得治疗师的理解的原因。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事实上，一段关系中的共情水平可以被相当精确地推测——仅仅通过倾听治疗师的反馈，而不需要对来访者的陈述有所了解（Quinn, 1953）。所以，如果一段关系中存在共情的氛围，那么很可能是咨询师具有共情这一特质。
　　
　　咨询师越有经验，那么他越可能有共情的特质。经验丰富的治疗师比经验不足的治疗师会给来访者提供更高水平的共情，不管我们是通过来访者的感知，还是通过有资质的评判者来评估这一特质。显然，随着时间流逝，治疗师会越来越接近他们的理想标准，也会变得越来越善于理解。
　　
　　在一段关系中，共情是一种特殊的品质，甚至比起有帮助的好朋友，治疗师提供的共情要多得多（Van Der Veen, 1970）。这是令人欣慰的。
　　
　　一位治疗师的内部整合得越好，那么他展现的共情水平也越高。治疗师的人格困扰往往与低水平的共情理解一起出现，但是，一旦他解决了不适应的问题并在人际关系中感到自信，他将提供更多的共情理解（Bergin and Jasper, 1969; Bergin and Solomon, 1970)。根据我对这个观点的思考，还有我培训治疗师时的个人经验，我得出多少有些让人不舒服的结论：治疗师作为一人，心理越成熟、整合程度越高，那么他在关系中就越有帮助。这就对治疗师作为一个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往往有经验丰富的治疗师离共情还差得很远。虽然有些治疗师经验丰富，但他们所提供的共情水平相差很多。拉斯金（Raskin，1974）曾显示，将6名经验丰富的治疗师的面谈记录给其他老练的咨询师评价，12个变量的差异（理想与实际）在0.001水平上达到显著性，共情在其中排名第二。来访者中心疗法的治疗师最鲜明的特色质就是他的共情。其他取向的疗法则将认知品质或治疗师指导等类似的东西作为他们的鲜明特色。所以，虽然治疗师认为共情性的倾听是他们的理想中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在他们的实际操作中，他们往往离这一步还差很远。事实上，由83名治疗师所评定的那6名专家治疗师的面谈记录，给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只有在2个案例中，专家的工作才和理想的治疗师描述有正相关，在另外4个案例中则为负相关，最大值达到-0.66。治疗实践的情况就是如此！
　　
　　相对于治疗师来说，来访者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共情评价者。也许不那么令人惊讶，在评价他们自己在关系中的共情水平时，治疗师被证明是相当地不准确。来访者对这一品质的觉知与不带偏见的听取录音的评定员相当一致，但是，来访者与治疗师、评定员者与治疗师之间的一致性却相当低。（Rogers, Gendlin, Kiesier and Truax, 1967, Chs. 5, 8）。也许，如果我们想成为更好的治疗师，我们应让来访者告诉我们是否正确地理解了他们！
　　
　　聪明和诊断的洞察力和共情无关。我们要知道，治疗师所创造的共情氛围与他的学术成就或智力才能无关（Bergin and Jasper, 1969; Bergin and Solomon, 1970）。与他对个体的洞察力或他的诊断能力也没有关系。事实上，它与后者可能是负相关的（Fiedler, 1953）。这是一项最为重要的发现。如果学术才华或诊断技能都是不重要的，那么很明显共情品质应归入一个不同的讨论领域，离开最典型的临床思维——心理学的和精神病学的。我认为我们还不情愿接受这一暗示。
　　
　　共情的存在方式可以从共情之人身上学习到。也许这些陈述中最重要的，精确共情的能力是某种可以通过训练而发展的东西。治疗师、父母和教师可以被帮助变得共情。如果他们的老师和督导自己是容易理解他人的人，这尤其可能发生（Aspy, 1972; Aspy and Roebuck, 1975; Bergin and Solomon, 1970; Blocksma, 1951; Guerney, Andronico and Guerney, 1970）。最鼓舞人心的是，知道这种微妙的、难捉摸的品质，在治疗中最为重要的品质，不是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能够学习到的，而且在共情的气氛中可以快速地习得。也许只有两种基本的元素或疗效因子能够得益于认知和经验的训练：共情和一致性。
　　
　　共情氛围的影响
　　
　　共情相关的知识就了解到这里。然而，一连串的深度共情反应在接受者身上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这里给出的证据是十分有力的。共情明显与积极的治疗效果相关。从精神分裂症患者到普通教室里的学生，从咨询中心的来访者到培训中心的教师；从德国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到美国的患者，证据显示一概如此，这表明了治疗师或者教师越是敏感地理解他人，有建设性的学习和改变就越可能发生 (Aspy, 1972, Ch. 4; Aspy and Roebuck, 1975; Barrett-Lennard, 1962; Bergin and Jasper, 1969; Bergin and Strupp, 1972; Halkides, 1958; Kurtz and Grummon, 1972; Mullen and Abeles, 1971; Rogers, et al, 1967, Chs. 5, 9; Tausch, Bastine, Bommert, Minsel and Nickel, 1972; Tausch, et al, 1970; Truax, 1966)。 就如Bergin和Strupp (1972)所说，不同的研究“证明了在治疗师的共情、病人的自我探索与独立的病人改变标准之间存在正相关”（p.25）。
　　
　　但我以为对这些研究发现给予的关注还是太少了。我们已经在讨论的看似简单的共情互动，其实有许多深刻的影响。我想用一些篇幅来讨论这些。
　　
　　首先，它消除了疏离感。至少，接受者暂时感到自己和人类有了相连的部分。尽管可能这种连接并不清晰，但是给人的体验是这样的。“我曾谈及一些隐秘的、甚至对我自己也部分隐秘的事情，一些奇怪的、甚至不正常的情感，一些我从没与别人沟通过的情感，甚至和自己也没有清楚沟通过。然而，他理解了，甚至比我更清楚地理解它们。如果他知道我正在谈什么，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便不是那么怪异、像外星人，或者离群索居。我对另一个人来说有意义。这样我就在和他人接触，甚至是保持交际。我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人。”
　　
　　这也许解释了我们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治疗研究的主要发现。我们发现，那些从他们的治疗师那里获得如同公正的法官做出的评定那样高度准确共情的病人身上，显示出由MMPI测得的精神分裂症病理症状的急剧减少（Rogers, et al, 1967, p. 85）。这暗示着，另一人做出的敏感的理解可能是把精神分裂症患者带离隔阂，走入相互关联的世界的最有效元素。荣格说过，当精神分裂症患者遇到了那个能从他身上感受到理解的人，他就停止精神分裂了。我们的研究为荣格的陈述提供了实证证据。
　　
　　其他研究，不论是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还是心理咨询中心的来访者，都显示了低共情与其适应或病理的轻微恶化相关。这里的发现也很有意义。这就好像个体得出结论：“如果没有人理解我，如果没有人能领会这些经历是什么样的，那么我的确在比自己以为的更不正常的糟糕处境里。”莱因（Laing）的一个病人在描述他早前与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接触时生动地说明了这点：
　　
　　意识到医生不能理解真正的你，他不能理解你的感受，而且他只是跟着自己的想法前进，这是最令人恐惧的感觉。我开始觉得他看不见我，甚至我可能根本不在那儿（Laing, 1965, p. 166）。
　　
　　对接受者来说，共情式理解的另一个含义是：有人重视他，在意和接受他如其所是的样子。这看上去似乎我们进入了另一个领域，我们说的也不再是共情。但情况并非如此。除非你重视那个人和他的世界，除非你在某种意义上在乎他，否则，精确地感知他人的感知世界是不可能的。因此，传递给接受者的信息是“这个其他个体信任我，认为我有价值。也许我是有价值的，也许我能重视我自己。也许我能喜欢我自己。”
　　
　　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自一个接受过非常精确理解的年轻人，他现在处在治疗的后期阶段。
　　
　　来访者：我甚至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我可以用一种温柔的方式关心我自己。但是，我怎么才能温柔呢，怎么才能关心我自己呢，当它们成为一体，成为一样的事物？不过我还是能清晰地感觉到。你知道，像照顾小孩一样。你想给他这个，给他那个。我可以有点清楚地领会为别人的目的，但是我不能理解为我自己，不能理解我能这样为我自己，你懂的。我真的想要照顾好我自己，把这作为我生命的主要目的，这样可以吗？那意味着我必须处理好这整个世界，因为我是那最珍贵的和最被渴求的财富的守卫者，我夹在我想要照顾好的这个珍贵的我和整个世界之间。这几乎好像我爱我自己，你懂的，那很怪异却又十分真实。（这句不确定怎么译，求高手。。）
　　
　　治疗师：它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概念，很难理解。它将意味着‘我要面对这个世界，仿佛我最主要责任的一部分就是照顾好我这个珍贵的个体——我所爱着的人。’
　　
　　来访者：我所关心的人，我感觉如此亲近的人。喔！那是另一个奇怪的概念。
　　
　　治疗师：它看起来就是那么不可思议。 .
　　
　　来访者：是啊。不管怎样它都相当接近了。我的爱我和照顾我的概念。（他的眼睛变得湿润）。那是个非常好的概念，非常好。
　　
　　我相信它是治疗师的关怀式理解——展现在这段引述里以及之前的行文里——它允许这位来访者体验一种对自己的高度的关注，甚至是爱。
　　
　　一种敏锐的理解带来另一个影响来自其非评判的品质。最高水平的共情表达是接受的和非评判的。这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你对他人形成了一种评价性看法，要精确地感知他人的内部世界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质疑这段陈述，选择一个你认识但很不认同的，在你的判断里明显是不对或错误的人；然后努力去陈述他的观点、信念、感觉，要准确到他会同意这是对他的状态的极其正确的描述。我预测你十次中有九次都会失败，因为你对他的观点形成的判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你的描述。
　　
　　所以，真正的共情并不具有任何评论或诊断的性质。这点也许会让接受者觉得有些奇怪，然后他也许会想，“如果对方没评论我，也许我还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糟糕或者不正常。也许我也不必这样苛刻地评论我自己。”这样，渐渐地，他的自我接受度就会上升。
　　
　　这让我想起来一位心理学家，他对心理治疗的兴趣源于他的视知觉研究。在这个研究中，许多学生被问到他们过去视觉和知觉的一些情况，包括他们在看或阅读方面的困难以及他们对佩戴眼镜的反应，等等。这位心理学家只是有兴趣地听学生们的讲述，收集他需要的数据，对听到的事情不进行任何评论。但奇怪的是，后来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竟然回去找他，并感谢他对他们的帮助。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因为他自己其实并没有有意识地去帮他们。但这件事却让他不得不认识到，带有兴趣的非评论性的倾听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即使是针对生活中很小的一个方面，即使并没有想在这方面去帮助的意图。
　　
　　如果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我刚才说的这些，也许可以说：被另一个个体很好地接受和理解，让接受者有了自己的人格和同一性（identity）。莱因（ Laing，1965）曾说：“产生同一性，需要有另一个理解他的人存在”（p139）。布伯（Buber）也说过，我们需要他人来确认我们的存在。共情就赋予了这种所需的确认——一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有价值的，拥有同一性的个体。
　　
　　让我们来看一个更加具体的个体感到被理解的互动结果。他发现自己揭示了一些他从来没有交流过的东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自己以前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比如“我从来不知道我对父亲愤怒””或者““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害怕成功”。 这些发现会让人不安，但也让人兴奋。认识到自己的新的方面是改变自我概念的第一步。在一个被理解的氛围下，这个新的要素会被接受和吸收到现在转变了的自我概念中。 我认为，这是行为改变的基础，是心理治疗的一个结果。一旦自我概念改变了，行为也会改变来配合这个全新的自我认知。
　　
　　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共情只是在一对一的治疗关系中才有效，那就大错特错了。甚至在教室里，它也能导致很大的改变。当老师表现出他/她理解学生在教室里的感受，学生会学得更好。阿斯比（Aspy）和他的同事在研究中发现，当老师表现出更多的理解时，比起在那些老师没有表现出理解态度的教室里，孩子们的阅读有显著的提高（Aspy, 1972, Ch.4; Aspy and Roebuck, 1975）。正如心理治疗中的来访者发现共情提供了一种更多了解自我的气氛，因此教室中的学生也发现，当身边有一位具有理解力的教师在场时，他也处于一种更好学习知识的氛围。
　　
　　到此为止，我讲述共情能带来的更为明显的效果。现在我将转向它的另一个方面，对于人格动态系统（ dynamics of personality）的影响。我将进行一些概述，然后再尝试去解释它们的意义和重要性。
　　
　　当一个人被敏锐地理解时，他会感到对自己目前的体验有了更清晰的了解。这样他就会找到一个了解自己和指导自己行为的方法或指引。如果共情发生得贴切且深入，他也许就能够因此开启自己的体验之流，并让它无拘无束地流动。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呈现一位女士在治疗后期的一段面谈记录，我想它们会更清楚一点。这个摘录我之前用过，但在这里也很合适：
　　
　　奥克（Oak）夫人，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经历一些让她感到困扰的复杂感情。
　　
　　来访者：我觉着这不是内疚。（停顿了下，她抽泣着。）当然，我现在还是不能表达清楚。（然后，她一阵情绪上来。）这实在是太痛苦了。
　　
　　治疗师：嗯。如果不是内疚，有可能是感到某种被深深伤害的感觉。
　　
　　来访者（轻轻地抽泣着）：那个……你知道，我经常会感到内疚，但是，很多年后，当我听到家长跟他们的小孩说，“不准哭”，我就会有一种受伤的感觉，为什么他们不准小孩哭？孩子觉得难过，谁能比孩子自己更觉得难过呢？嗯，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他们不应该阻止小孩哭。而且……或许也应该为他觉得难过。 这是一种相当客观的立场。嗯，这就是……是我体验到的某些东西。我是说，现在，此刻的感觉……
　　
　　治疗师：我好像能了解一点你的感受了，这有点像你其实在为自己难过。
　　
　　来访者：是的。你明白，这里又有冲突。你知道，我们的文化是那种……我是说，一个人不应该自怜自惜的。但是。我是说，我没有感觉到我们的文化有那种含义。或许它可能有。
　　
　　治疗师：你有点觉得你们的文化不允许你自怜自惜。不过你又觉得你现在体验到的
　　
　　感觉，也不完全是你们的文化所反对的。
　　
　　来访者：后来当然，我已经学会……越过这点去看或感受。我已经掩饰得很好。（哭泣。）但是我掩饰得很痛苦，反过来我又要掩饰我的痛苦。（哭泣）。这就是我要摆脱的！哪怕再痛苦也要摆脱。
　　
　　治疗师：（轻轻地，并以共情的温柔对待她正体验到的伤害。）当你体验到这种感觉时，你感到最根本的还是你为自己在伤心。但你又不能表现出来，所以这种伤心被苦楚所掩盖，你不想要这种苦楚，你想要摆脱它。你感到你宁愿吞下这种伤害，也不愿感受这种苦楚。（停顿）。你似乎很想表达的是，“我确实被伤害了，而且我想要掩饰它。”
　　
　　来访者：我也不知道。
　　
　　治疗师：嗯，就像一个新的发现。
　　
　　来访者：（边哭边说。）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它确确实实在那里。 就好像我自己看到自己身体里面，各种神经末梢和小碎片都糊在一起。（哭泣）
　　
　　治疗师：好像你身体里那些最脆弱的东西，真的被打破了一样。
　　
　　来访者：是的。你知道，我就是这种感觉，“哦，真是可怜。”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共情的治疗师是如何一步步鼓励她进一步发现自己，认识自己，看到那些内心的东西的。她正在学习去感受她的内心，去使用一种不优美的词汇。她深入地了解了她的体验的流动。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非语言的内在流动是如何作为指示物被使用的。她是怎么知道“内疚”不是她想表达的情感？通过观察内心感受，采取另一种方式去看待这个事实，这个明显的正在发生的过程，这个体验。然后，她借机试着使用“受伤”这个词，发现它更贴近自己的实际感受。当她尝试使用“哦，真是可怜”，这确实适合她对自己那种怜悯、悲伤的内心感受。在我看来，她不仅用自己的这部分体验作为指导，还学会了检查自己整个生理状况的过程——这一技能可以一遍又一遍使用。治疗师的共情使这个过程成为可能。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治疗的片段中看到，让一个体验顺其自然意味着什么。很明显这不是一种新的感受。她以前也会经常感受到，但一直没有表达出来。它在某种方式下被阻塞了。接下来的疏通过程的现实性和生动性，我相当地清楚，因为我曾经切身经历过这个过程很多次，但我现在还是不能找到最准确的语言来描述它。对我来讲，好像是当直觉层面的体验完全被接纳，并且在意识层面里有了准确的标签时，这个过程才得以完成。然后，这个人才能实现超越。一种敏感的共情气氛会帮助他完成这个过程，而在这个例子中，则是会帮助她解决她对自己的怜悯的感觉。
　　
　　结论
　　
　　我希望现在可以往回退一步，从另一个不同的视角去看共情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当一个人发现他自己可以被别人敏感而准确地理解时，他也会对自己发展出一套自我成长或者自我疗愈的态度。让我解释一下：（1） 如我们所见，共情的氛围中一种不评判的和接纳的特性鼓励他也采取一种珍惜而在意的态度对待他自己；（2）被一个可以理解他的人倾听，会使他也可能更准确的倾听他自己，带着更大的共情去对待他自身内在的经验、他自己模糊的感受。但是（3） 他对于自身的这种更大的理解和珍视，为他打开了新的经验面向，这些面向成为了他自性中更为精确的基础的一部分（成为他更精确地立足自我的一部分？）。他的自性（罗杰斯这里可译为“自我”，荣格心理学里更多讲“自性”），现在与他的经验更为一致。这样，他对待自己的态度，也变得更懂得关心和更接纳，更有共情心和理解力，也更真实和一致。但是，正如实验和研究都指出的那样，这三个要素恰恰是一个有效的治疗师所应具备的态度。所以，如果我们说，被他人共情的理解能促使一个人成为一个更有效的自我成长者，一个对他自己来说更有效的治疗师，大概我们没有夸大这个宏观的图景。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作为治疗师、会心团体带领者、老师或父母发挥作用，其实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如果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共情的态度、一种强有力的驱动力量来促使改变和成长，我们就可以做到。这种共情的力量需要被欣赏。
　　
　　最后，我想把所有我谈到的放入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中。因为上文我只论述了共情的过程，可能有人觉得，我只将共情视为良好关系中唯一重要的因素。我不希望给读者留下这个印象。我希望简单地陈述我的观点，我认为在人们与他人的关系中，三个促进成长的态度元素都非常重要。
　　
　　在日常的互动中－－婚姻和性伴侣之间，师生之间，老板与下属之间，同事之间，一致性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元素。这样真挚的互动涉及了让他人知道在情绪上“你身处何处”。这可能包括面对、私人化拥有和直接表达积极和消极的情绪。 因此，一致性是在真实气氛中一起生活的基础。
　　
　　但是在某些其他特定情形下，关怀和奖励可能被证实为最有效的。这样的情形包括：父母与婴儿、治疗师和封闭的精神病患者、医生和重症病人之间的非语言关系。关怀是众所周知的一种培养创造力的态度——一种助长性的氛围，其中会出现微妙的试验性新思想和富于成效的进展。然后，在我的经验里，在有些情况下，共情的存在方式有最高优先级。当另一个人受伤、困惑、混乱、焦虑、被疏远、受惊吓的时候；或者当他或她怀疑自我价值，不确定身份，那么我们便要呼唤理解。在移情共情的立场上温柔而敏感的陪伴——当然要带着另外这两种态度——提供了阐释和疗愈。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深深的理解是一个人可以给予另一个人的最珍贵礼物。
　　
　　（文/罗杰斯 译/郑世彦 简里里等 心灵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