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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庸:成功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发布时间:2012-09-19 11:35 类别:心理学堂

  
  心理导读:关键时刻,救了朱德庸的,是他的妻子冯曼伦。“我太太说自己需要的是一个丈夫,而不是一个赚钱机器。她给了我两个选择,停下来或者离婚。”于是朱德庸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带上妻子和小孩出去度假。——www.tspsy.com
 
朱德庸:成功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朱德庸:成功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朱德庸祖籍江苏太仓,出生在台湾,四五岁时开始学习临摹和画连环画。整个童年,他过得并不快乐。在家里不受重视的他本来就有些自闭,上学以后,他的学习也一塌糊涂,逃学、涂改分数、模仿家长签名……完完全全是个“问题儿童”,老师看不上,同学瞧不起。没有任何朋友的朱德庸,就在孤独自闭中度过了整个童年,心里全是不被人喜欢、处处受排斥的阴影。不过,“上帝总是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为人开一扇窗”。朱德庸的“窗子”就是画画。
  
  “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这是俗语。“现在大家都有钱,大家却也都有病。”这是朱德庸的话。继4年前的《绝对小孩》后,朱德庸的新作《大家都有病》,又一次深受两岸读者追捧。看着书上的“焦虑二人组”、“自杀三兄弟”,看着那些功名病、花钱病、没钱病、喜欢跳楼病,你会拍案叫绝直至笑出眼泪,而心,却犹如被刺中般生疼——为他们,为这个时代,更为自己。
  
  11年前,自己“生病了”
  
  早在2000年,朱德庸就在构思《大家都有病》这本书,他说最初的原因是自己“生病了”。“那时我非常忙,早上八九点到工作室,电话就没停过,所有人都在找我要东西。我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在床上却怎么也没法睡觉。一个人躺在那儿,很多事情就会不由自主跑到你脑袋里,你会想这个怎么没做,那个怎么没弄好。一定要躺到沙发上,把电视打开,放一个烂到不能再烂,不能引发思考的片子催眠,才能睡着。”
  
  最糟的时候,朱德庸甚至想从高楼上跳下去。“有一天晚上,我在工作室加班,那是一个大厦的12楼,已经到了晚上10点多,我却还要把刚画好的漫画复印出来。在复印机前的一刹那,我很想跳楼,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意思。看起来自己的人生好像很成功,所有人都想要你的画,好像每天都过得很忙,有很多事情做,但是你会在灵魂深处问自己,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是些什么鬼东西。我想要平静,却停不下来。”
  
  关键时刻,救了朱德庸的,是他的妻子冯曼伦。“我太太说自己需要的是一个丈夫,而不是一个赚钱机器。她给了我两个选择,停下来或者离婚。”于是朱德庸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带上妻子和小孩出去度假。
  
  “那段时间我突然一下子空了,好像被人抽干了一样。表面上什么事情也不做,很轻松,其实是在内心疗伤,学会让自己慢下来,享受生活,学着找到本来的自己。而旅行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你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当地人的价值观,人们对生活的感受,跟你完全不一样。那时你才知道,你其实是局限在一个多么小的空间里,你会发现工作和成功,并没有那么重要。”
  
  2005年,朱德庸觉得自己好了,才重新拿起画笔。“这些年来,我有时候还是忙,但是我永远提醒自己,我生下来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成功而来的,也不是为了创作而来的,甚至不是为了满足读者而来的,我只是回归到我是一个人,该怎样过我的人生。仅此而已。”朱德庸的声音很轻,温和间却让人听到了他的童心与沧桑、桀骜与恬淡。
  
  成功是这个时代的陷阱
  
  朱德庸以往的作品都会选定三五个主角,新作《大家都有病》没有特定的主角,他把各种人、各种行为都画进作品,“自杀三兄弟”每天为各种理由自杀;“焦虑二人组”是一对夫妻,每天有烦恼不完的事;“OK绷人”全身几乎贴满了创可贴,是个身心都很容易受伤的人;“狂买症”女子酷爱在商场里“血拼”,用铁链都拴不住;此外还有门童、理发师、保镖、心理医生等各种不同职业的人,天天都在上演各种荒谬戏剧。整本书如同一面没有边沿的镜子,映照着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总而言之,你有病,我有病,他有病。掩卷沉思,你会不由自主记起扉页上的那句话:“是我们每个人那颗受伤的心病了?还是这整个时代病了?”
  
  朱德庸不是医生,却在用幽默给这个时代把脉。他说:“我们碰上的,刚好是一个物质最丰硕而精神最贫瘠的时代,每个人从小就被告知,要好好学习,努力奋斗,要取得成功。‘成功’成为了心灵的陷阱,似乎每个人肩膀上都要背负什么重大的使命。人们都在为一种不可预见的‘幸福’奋斗着。但所谓的幸福,却早已被商业稀释而单一化了。”
  
  “这是一个只有人教导我们如何成功,却没有人教导我们如何保有自我的世界。”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对现代社会及现代人生存状况的思考,朱德庸在刻画种种病态时,流露出了格外悲悯的情怀。你也会跟随着他的笔尖,更加看清自己。比如“自杀三兄弟”,他们可以不停地跳楼,可以不停地为很多事情反悔,而跳楼就意味着可以重新再来。朱德庸说:“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事情是错的,不应该这样,就跳楼了,下一次可能又因为其他事情跳楼,这就是漫画的功能,一般人没有这个机会。我跟我太太聊天说,如果张国荣也能像漫画人物一样跳下去,第二天又好好的,也许就会按照他的路去走,说不定就找到人生真正的快乐了。”
  
  “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应该让自己停下来喘口气,不要被欲望赶着走,要简单下来、慢下来。中国人应该过得更好,而不是选择去做一个富有的神经病。”朱德庸说。这无疑是他给这个时代开出的“处方”。
  
  所有一切来源于观察
  
  朱德庸祖籍江苏太仓,出生在台湾,四五岁时开始学习临摹和画连环画。整个童年,他过得并不快乐。“因为我小时候很丑。母亲生下我,抱给邻居看,邻居脱口而出:‘天哪,怎么会有这么丑的孩子!’”在家里不受重视的他本来就有些自闭,上学以后,他的学习也一塌糊涂,逃学、涂改分数、模仿家长签名……完完全全是个“问题儿童”,老师看不起,同学瞧不起。没有任何朋友的朱德庸,就在孤独自闭中度过了整个童年,心里全是不被人喜欢、处处受排斥的阴影。
  
  不过,“上帝总是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为人开一扇窗”。朱德庸的“窗子”就是画画。没有人搭理他,他就自己一个人在白纸上涂鸦,把学校里不开心的事情画出来,还故意把欺负他的人画得很丑。他的父亲见孩子喜欢画画,就买来白纸,裁成画本,用棉线缝制得整整齐齐,默默地放在书桌上。
  
  初中毕业后,成绩不好的朱德庸到了一个职业高中,同学们都是差等生。他开始为自己焦虑,一反常态地认真对待学业,最后考取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学习电影。1985年,大学毕业的朱德庸要去服兵役前,接到了《中国时报》的约稿。于是,身在军营的他,心却在画画上,每天一熄灯,他便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偷偷地画。一个月后,第一部作品《双响炮》问世了。
  
  当朱德庸服完兵役回来的时候,《双响炮》已经风靡台湾了。这本关于男人、女人、婚姻家庭的漫画征服了几乎所有人。大家都在揣测,能揭开一切道貌岸然的东西,把婚姻刻画得如此透彻的人,该是婚恋经历多么丰富、思想多么深刻的人?甚至在许多年过去之后,人们还在怀疑,《双响炮》所描写的,是不是朱德庸自己的婚姻与爱情。可实际上,那时的他,只是个年仅25岁的“大小孩”,还未碰到现在的妻子。
  
  朱德庸所有的一切灵感都来源于观察。“当初我画《双响炮》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人的婚姻这么奇怪,我的父母、朋友、邻居,走在马路上的一对对夫妻,为什么当初爱得你死我活的,结婚后又打得你死我活的。这让我充满了兴趣,其他的很多问题也是这样。小时候的自闭给了我不愉快的童年,在团体中我总是那个被排挤孤立的人;长大后,自闭反而让我和别人保持距离,成为一个漫画家和一个人性的旁观者,能更清楚地看到别人的问题和自己的问题。”
  
  靠着一双成人尖锐的眼和孩子单纯的心,朱德庸跳出生活的牢笼,每每能看出现实的虚伪与荒诞,并用情景剧一般的四格漫画夸张地表现出来。《双响炮》的麻辣,《醋溜族》的酸甜,《涩女郎》的青涩,《绝对小孩》的返璞归真……直至如今第二十三部作品《大家都有病》的寻找自我,他篇篇幽默,字字珠玑。复杂的道理变成了一击而中的幽默,人生的悲苦变成了开心一刻,朱德庸创造的,又何止是一张张画呢?
  
  妻子是帮我看路的人
  
  画画以外,朱德庸最喜欢的事情是散步。他的工作室坐落在台北敦化南路附近,路边笔直的绿荫能绵延好几公里。人车寂静的时候,朱德庸总是和妻子冯曼伦沿着林荫漫步到路的尽头,伴着他们的,是春夏时满树的苔绿小花,初秋时变成红褐色,冬天时花叶尽落,枯色满地。
  
  朱德庸与冯曼伦,相识于1988年。那时的冯曼伦,是台湾《联合报》缤纷版的主编,为了约稿请朱德庸吃饭。到了约定的那天,朱德庸本不想去,就故意不坐车而走路。他想,等走到那儿,人家也差不多吃完了,打个招呼就可以离开。没想到一进餐厅,看到背对自己坐着的冯曼伦,朱德庸突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奇怪感觉,脑子里冒出一个声音:“就是她了!”而比他大6岁的冯曼伦,最先喜欢朱德庸的一点就是他的“死不正经”——思想上如此透彻,内心却纯真而随性。
  
  当时,虽然朱德庸已经小有名气,但毕竟是个收入不稳定的漫画家。而冯曼伦是报社的主编,薪水也比朱德庸高,不过他们两人都不在乎。
  
  “人生中真的属于个人的事情只有两件,结婚和死亡。”冯曼伦与朱德庸看法一致。他们不拍结婚照,也不请酒席。一个朋友专门为他们约了法官单独公证,结果两个新人竟然都忘了约好的日子,最后随便挑了一天,也没有通知任何亲人、朋友。台湾公证规定一定要有结婚戒指,他们在公证前一天晚上才去找戒指,珠宝银楼都关门了,只有一家很小的首饰店开着,一个戒指才300元新台币(约合67元人民币)。觉得太便宜,朱德庸就对冯曼伦说:“那我买两个送你吧。”于是两个人揣着3个戒指结了婚。
  
  据说朱德庸爱动物,讨厌小孩,对自己的儿子也如此。他曾向笔者袒露心迹:“小孩令我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并不是讨厌儿子,而是怕从儿子身上看到自己。”然而,目睹着儿子的成长,朱德庸自己也走出了阴影。“孩子好像是我的心理医生,不仅令我忘掉儿时,重过了一遍童年,还医治了我的中年危机。是他以他天生的快乐让我明白成人世界的荒谬与扭曲。”
  
  如今的朱德庸,儿子已长大成人,妻子算是他的经纪人。“男人和女人毕竟不同。男人更注重往前冲,而女人会看前面的路。当年我决定做专业漫画家时,是她鼓励我。我画厌了想去学开飞机时,是她劝服我:‘会开飞机的人多得是,但会画漫画的人却寥寥无几。’最后我没了假日、没了休息,每天都不快乐,却停不下来时,也是她甘冒风险,以离婚为威胁阻止我。”现在,他总是很早起床,吃完早点后画一两个小时,等妻子起床后再陪她吃一次早点,一起讨论今天做什么。“不过,画画依然是我的最爱,是我的魔咒,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朱德庸说。
  
  (来源:唐山心理咨询网 www.tsps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