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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堂:建筑与性爱的关系
发布时间：2013-11-06 15:52 类别：心理学堂
心理导读：如果他们日常设计的建筑里有人享受性爱，你会觉得他们该多用点时间考虑这事。我们的性生活由建筑支撑而庇护，建筑告诉我们在哪、什么时候可以（或者不可以）做爱，也决定做爱对象。要逃离建筑物去公园和沙滩打野战，或者去车震，都是某种出格行为。大多数人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比如室内，做爱。 ---www.tspsy.com
心理学堂:建筑与性爱的关系
摩宁赛（Morningside）是爱丁堡南部的一个维多利亚晚期风格郊区，外观极美，其建筑完整性在今天的英国已经非常少见。这片郊区从未受到战时硝烟的威胁，也没有被战后开发商和每况愈下的房地产市场所危。这个地区能感觉可以直接回到维多利亚时期，亦直接传达那时的道德原则。（编者注：维多利亚时代礼教较为严格，性是不可以公开坦诚讨论的话题。）谁都看得到它的道德标准：在看尽每一寸街道的外飘窗、每个角落的教堂还有石头的坚实感里，摩宁赛就是得体礼仪的建筑表达形式。
当初我急着买公寓时，这片郊区的体面程度绝对是吸引我的亮点。不过住了几年之后，同样的体面让人无聊透顶，再后来令人压抑沉重。这些建筑慢慢开始代表一种枯燥的社交生活，特点是压制情感，履行责任。随时有人掀开窗帘一角巡视周围来扫兴，摩宁赛似乎决意杜绝任何形式的玩乐。
回顾过去，八成不是摩宁赛的错。我们搬去的时候，恰逢我和妻子开始面对成人世界的挑战。这是个结构问题。我们有两份事业、两个孩子，却没有钱，所以享乐（包括性）的时间非常有限。当然，我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在一段时间后达成共识：成年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包括一大堆互相冲突的需求，根本没有时间和空间来满足所有人。我们绝不是唯一一对这么想的，因为我们认识的所有夫妻都处境相同。尽管如此，我们的感受非常真实。作为一个学者，我开始阅读相关资料。
性爱浪费时间、需要空间，而且被太强的亲密感所抑制
建筑师对性这个话题能表达之有限，实在是奇怪。如果他们日常设计的建筑里有人享受性爱，你会觉得他们该多用点时间考虑这事。我们的性生活由建筑支撑而庇护，建筑告诉我们在哪、什么时候可以（或者不可以）做爱，也决定做爱对象。要逃离建筑物去公园和沙滩打野战，或者去车震，都是某种出格行为。大多数人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比如室内，做爱。
我在阅读早期的一个重要发现是2006年的书《在囚禁中交配》（Mating in Captivity），作者是现居纽约的性咨询师艾瑟·佩莱尔（Esther Perel）。佩莱尔认为，性爱浪费时间、需要空间，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被太强的亲密感所抑制。这些特质都对建筑有引申含义，但至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西方建筑都受到对效率的追求的影响。对比之下，用佩莱尔的话说，性爱是不检点和堕落的表现。她还评论“性的欲望和做好市民有两套规矩”。
这个论点激起了我的共鸣。长久以来，建筑对为人礼仪的关注一直困扰着我。2000年后，由英国国家彩票出资建的大批公共区域似乎扎根于回归爱德华七世时代（爱德华七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的情结，还附加了关于性和等级的焦虑感。这种情结在福斯特建筑事务所对特拉法加广场的重建项目中一览无余：这是个无与伦比的建筑项目，但把人类行为限定于礼貌的散步。从性学的角度，佩莱尔对礼仪的限制的理解帮我树立了关于建筑的强烈批判。总而言之，建筑主要和秩序有关，性则反之。
为了探究性爱和建筑之间的联系，我去读了大量性学的经典理论，包括弗洛伊德(Freud)的全套理论和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我尤其钟爱持性自由主义观点的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他们都修改了马克思的著作，想象了一个没有资产阶级束缚的、性解放的社会。马尔库塞生于19和20世纪之交的柏林，当时的革命路障应该不是由扔汽油弹的学生把守，而是放荡的浪子们。闲的时候，我也想过发起一个本地的马尔库塞式性革命。
如果建筑是创造它们的社会的物质代表，那在西方背景下，建筑设计一定会限制和性相关的元素。弗洛伊德的性抑制假说简单概括就是：性冲动是不可抗拒、近乎液压的力量，必须找到发泄出口避免灾难发生。
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挺粗糙的，但我觉得还是有说服力的，因为我很多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就像我之前的无数中年男子，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文明人”。性并不作为抽象概念被人所经历，而是一个生理驱动，让他们的患者爱上同事、买跑车、穿着打扮不符合年龄——都是稀松平常的中年祸事。
现代主义对建造性爱乌托邦的尝试
究竟有没有建筑物鼓励更加开放的性态度？现代主义对建造性爱乌托邦有过不错的尝试。1922年，好莱坞的金斯路住宅是鲁道夫·辛德勒（Rudolph Schindler）所建的早期现代主义标志建筑，该宅邸内外自由相通，有专为两对年轻情侣设计的开放式睡眠区。1952年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马赛建造的巨大复式建筑“马赛公寓”（Unité d'Habitation）则依照身体曲线所设计，游泳池和露台是专门为住户来展示身体的（图片见文章开头）。
不过，永恒的性爱天堂还是巴西，那儿的建筑受到性的影响之深是其他地区无法比肩的。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的作品通常会援引女体，他在里约热内卢南部山区的标志性曲线作品，于1953年完成的别墅独木舟之家（Casa das Canoas），意在传达肉体隐喻。2001年，为了写作一本关于巴西的书，我在里约热内卢与尼迈耶有过面谈，他当时93岁，我还是为他近乎疯狂的性欲所震慑。他的办公桌上方挂着一幅照片，照片里是两名沙滩上的性感热辣裸女。我们的谈话一次次的回到讨论她们的美学特征上。想到要写的书，我无助地想让他走上话题正轨，但根本不可能。对他来说，生活就是女人、沙滩和啤酒。为什么不呢？他生活和工作地是科帕卡巴纳海滩，是里约热内卢的郊区沙滩，在这里，身体崇拜就是生活方式。不过，尼迈耶和他同代人的现代主义实验并没有改变世界。在生活中，他们的建筑太注重资产阶级的性趣享受。
更有前景的性爱乌托邦出现了，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公社，例如行为心理学家斯金纳（B.F.Skinner）所设想的版本。他于1948年写的书《瓦尔登第二》实在很差劲，既呆板又程序化，但对集体生活的想象细节引人入胜，尤其是性这方面。还有两个原因让此书非常有趣——它激发了双橡园（Twin Oaks）（一个真实社区）于1967在弗吉尼亚州的成立，还有瓦尔登7号的建造。瓦尔登7号是一座极为先锋的公寓楼，于1975年由里卡多·波菲尔（Ricardo Bofill）设计，位于巴塞罗那外围的西北部。
斯金纳的小说描写了一个公社，公社领袖是个脾气暴躁的反社会者，名为弗雷泽（Frazier）。一位名为巴里斯教授（Professor Burris）的学者（斯金纳本人的化身）去拜访弗雷泽，学者一开始对公社充满怀疑，但最终被公社的优点所折服。《瓦尔登第二》在性的话题上引人入胜：一方面，公社激进地倡导性开放，把性当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积极鼓励青少年性行为，也强烈拥护低龄婚姻。另一方面，斯金纳很明显希望这种对性的宽容会导致性欲消失，尔后被其他兴趣所取代。所以书中有弗雷泽描述成年人无性婚姻的情节，成年夫妻分房而住，婚姻幸福，把他们余下的性欲转而去追求更高的理想。例如，瓦尔登的几乎所有人（包括弗雷泽）都是极其优秀的钢琴家。与此同时，瓦尔登的性行为是幼稚的，单纯为了生育。一旦性行为产生后代，性就没有了地位。中年的弗雷泽过着安静的单身生活，不被欲望所扰。
《瓦尔登第二》是伟大的西方乌托邦传统中的一个想象实验。不过它并未对公社的外在形式有详细的描述，反而刻意将其轻描淡写。在最终场景之一里，弗雷泽不情愿地让访客参观他的房间。场景破旧凌乱，他的不情愿也表示这个房间并不重要。房间里没甚么好看，也暗示着不应该有什么好看的。注重外表是肤浅的。《瓦尔登第二》不仅反建筑，而且反性爱。
“他告诉我，这是他住过的最性感的房子。”
现实生活中，建筑学上最惊人的公社之一是空降城（Drop City），1965年建于科罗拉多州南部。空降城包括8个穹顶建筑，用从废弃汽车顶收集的金属建造，钉在木质框架上。空降城曾一度在暗喻的反文化世界地图上占有一席之地，1967年6月的公社欢乐节更是它地位的高峰。它尝试用激进的建筑外形架构一个新的社会形式，与此同时，其他理念社区大多缺乏清晰的建筑形式，而主要对现有建筑进行了务实的改造。
穹顶好像同时来自于遥远的未来和远古时期，也应对着当下，这充满许多真实和虚妄危机的现实。这一切都带有某种毋庸置疑的性感。在60年代晚期的恐弹文化中，空降城提出要“活在当下”，令人想起二战期间的英国，当时性的开放程度可谓空前——世界末日就在眼前，人们都抓紧时间“有花堪折直须折”。
空降城的发起者们被称作“空降人”，他们很清楚此中联系：简·波诺夫斯基（Gene‘Curly’Bernofsky）曾谈到穹顶里可体验迷幻经历，诱导“持续高潮”的状态。彼得·都瑟（Peter‘Rabbit’Douthit）在自己的穹顶屋里金屋藏娇。他是个天生好出风头的空降人，早期的表演作品有一部电影，拍摄的是另一名空降人给他口交的画面。电影在圣达菲（刚过新墨西哥州州界）的一家画廊上映，立即让空降城声名狼藉，招来了空降城性自由主义的名声。
不过大多数时候，空降人是性格温和、认真务实的一群人，对太过度的东西（性欲及其他方面）并无奢求。著名的博学家雅各布·布朗劳斯基（Jacob Bronowski）意外地欣赏空降城，在1968年的BBC纪录片《人类的攀升》中称赞了空降城的足智多谋以及职业道德。一位空降人在被问及公社的性行为道德时，谈到了基于一夫一妻制的“异性恋中产阶级安排”，这观点也在其他地方得到证实。空降城的外观酷似性爱乐园，也有此名声，但实际情况要单调些，尤其是早期。它在欢乐节之后就毁了。因为可以轻易接触到十几岁少女，一个别有用心的年长男子搬了进去；自行车手们也定期有聚会，于是发起者们一个个地搬了出去。到了1969年，从任何一方面来说，聚会都结束了。
尽管如此，空降城依旧是个偶像。阿历克斯·哈特利（Alex Hartley）是一名受到空降城和它的神话吸引的英国艺术家，他从2011年开始着手重建空降城的一个穹顶，为了在伦敦的维多利亚·米罗（Victoria Miro）画廊展出（他能做出点东西已经很了不起，因为原作几乎没有任何可靠的文件资料）。哈特利把穹顶放在画廊后院，展出期间一周有三天住在里面。他告诉我，这是他住过的最性感的房子。我觉得这和在伦敦露营近乎违法有关系。
展出结束后，他把穹顶捐给了占领伦敦（Occupy London）运动，尔后又给了在芬斯伯里广场（Finsbury Square）的抗议活动。它在一两天的时间里是个半公共区域，被用作临时市政厅。在后来的几个月，它被好好地虐待了一番。当穹顶被还到它的制造地德文（Devon）时，哈特利惊恐地发现穹顶被他称之为“呕吐幸运酱”的东西所覆盖——豆袋沙发爆炸后的内容物，混合了粪便、用过的安全套、注射针头和性玩具。于是，他温和又英式的空降城复制版就像原版一样，在同样的性欲大混乱中达到高潮。
空降人佩吉·卡格尔（Peggy Kagel）曾生动地描绘性，称之为“邪恶的黑蛇”。性似乎威胁了所有我读过的概念社区，从早期苏联的公社住宅（dom kommuna）到以色列的集体农场（kibbutzim）。我发现，那些存活下来的公社（诸如弗吉尼亚州的双橡园），它们的成员都接受了把性能量升华为劳动的做法。
某种共享住宅的形式是理想情形
我们的性生活周期很长又如此不同，我们应该拥有让我们放开手脚、能够提供支持的建筑。但在当前的困境中，因为房子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我们极其地规避风险。我们把房子作为资金投资，而不是可以试验的东西。哪怕我们没有买房，房租也很高昂，所以我们不会随便冒险。我希望我们会去冒险。
对我来说，某种共享住宅的形式是理想情形，最著名的例子是1972年于丹麦建造的赛特达蒙（S?ttedammen），创始格言是“孩子们该有一百个家长”。它正好处于概念社区这个更狂野的形式和市场主导的独门独户形式之间。它没有公开挑战性行为规则。不过，因为有共享设施（儿童托管、健身房、游泳池、桑拿房、聚会室），共享住宅提供玩乐的时间和空间，也解决了艾瑟·佩莱尔指出的对我们性生活的阻碍（记住，性生活很耗时间）。
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共享住宅对我们也有些“治愈”作用。如果我们的住宅更加公共化，我们就要寻求帮助以解决不可避免的人际冲突。奇怪的是，共享住宅已经存在在人们的生活中，只是偶尔为之，并且有时间限制。大学生是这么住的，我们在度假时也是如此。这两种形式似乎可以提供更好的情绪环境，可以探索和发展重要关系，包括性关系。如果我们可以接受一段时间的共享生活，为什么不保持下去呢？那样的话，我们就可能拥有真的能支持我们性生活的建筑，而不是阻碍我们的建筑。
P.S.你曾经经历过的，最让你兴趣盎然的建筑是哪里？
（文/Room for sex 来源：译言 心理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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