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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堂:勒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发布时间：2013-10-25 12:53 类别：心理学堂
心理导读：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的群体心理研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且持久的影响，这一研究所针对的社会背景至今仍是人类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现象。本文试图梳理勒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史，并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对勒庞思想的介绍与评说来剖析勒庞的群体心理研究对中国学界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揭示了勒庞思想对社会群体运动的警示作用。 ---www.tspsy.com
心理学堂:勒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一、研究缘起及前人研究综述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各种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各种运动在中国蓬勃展开，而在各种运动中，群众参与是其中的关键，因此，如何吸引人群加入革命，个体的人加入革命组织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就成为知识界感兴趣的话题，尤其是那些视个人自由、个人独立为至高价值的知识分子，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一直是萦绕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心头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群体心理学曾一度在“五四”时期广为流行，在这其中，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在中国的传播就比较有代表性。本文通过梳理勒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史，来探究这次思潮在中国的潮涨潮落，借此来观察一种思想在中国的命运沉浮，一定程度上，这种思想也影响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在梳理勒庞在中国的传播史之前，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将时间限定在1903～2009年。因为1903年是我现在所知道的关于勒庞在中国传播的最早时间，而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在2009年。这一时间段，从中国历史来看，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共和国时期。在晚清时期，主要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和主张革命派的知识分子关注过勒庞；民国时期是勒庞在中国最受关注的时期，有众多的知识分子都曾关注过勒庞，本文选择了几个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对勒庞思想的介绍与评说来剖析当时勒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1949年之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勒庞在中国的传播又分为了两个时期：1949～1979年和1979～2009年，也就是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从地域上来讲，本文主要侧重勒庞在中国大陆的传播，1948年之后的台湾以及香港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同时，本文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汉语思想界。
勒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此前只有冯克利、佟德志以及孙隆基等人有所涉及。冯克利是勒庞名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译者，在译者序言中，冯克利提到了勒庞在中国的传播状况。在刘小枫的帮助下，他曾看到1927年商务版的《群众心理》。《群众心理》固然在1927年经商务印书馆出版，但不是最早的。佟德志与刘训练是勒庞另一著作《革命心理学》的译者，在译者引言以及此书的附录里，涉及到不少勒庞在中国的传播史料，提供了不少勒庞在中国传播的线索。
与前面两位学者相比，孙隆基提供了大量有关勒庞在中国的传播的史料。孙隆基写到：“1903年，《新民丛报》连载梁启勋的《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介绍法儒李般Le Bon氏所著国民心理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梁启超也对勒庞有所关注: “1903年梁启超游历北美的时候，有感于唐人街之凌乱程度冠于全球，即李般所谓国民心理，无往而不发现也。夫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合议制度，能耶否耶？” 孙隆基还提到在蒋中正曾看过勒庞的《革命心理》，蒋还曾在日记中记下其阅读感受。但孙隆基的研究，其侧重点并不是勒庞在中国的传播史，而是希望通过这一侧面来阐述法国大革命对于中国辛亥革命的影响。勒庞著作在当时的流传只是他的一个切入点而已，所以在关于勒庞的传播方面，孙隆基这篇文章虽然涉及很多史料，但并不是一个系统的关于勒庞的传播史研究。
二、民国时期勒庞著作的出版与传播
关于民国时期出版的勒庞的书籍，可见表1。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勒庞这个名字在民国时期，主要有黎朋、勒朋、鲁滂、赖朋这几种不同的翻译。从学术团体上看，勒庞的著作大部分是由民国时期的尚志学会与共学会出版发行的。
表1：民国时期出版的勒庞的书籍
书名译者出版社 出版年月
《革命心理》杜师业
（将勒庞译作黎朋）上海商务印书馆尚志学会于1918年出版，将其作为《尚志学会丛书》的一本，1920年重版
《群众心理》吴旭初、杜师业上海商务印书馆尚志学会于1920年9月出版，将其作为《尚志学会丛书》系列的一本，1925年、1927年、1933年、1935年都曾再版
《政治心理》冯承钧
（将勒庞译作勒朋）上海商务印书馆共学社以于1921年出版，将其作为《时代丛书》系列的一本，1932年再版
《群众》钟健闳
（将勒庞译作鲁滂）上海大新书局印行1923年泰东图书局出版
《意见及信仰》冯承钧（将勒庞译作勒朋）上海商务印书馆尚志学会于1922年出版，将其作为《时代丛书》系列的一本
《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张公表
（将勒庞译作赖朋）上海商务印书馆
199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根据原本影印出版作为《汉译世界名著》系列丛书的一本于1935年出版，
1991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根据原本影印出版
尚志学会是民国初年比较有名的一个学术团体，主要人物有梁启超、范源廉、林宰平、张东荪等人。之所以成立这个学术团体，乃是因为那时候的梁启超对于政治逐渐感到厌倦，因此与友相约从学术教育上给国家打下基础。尚志学会成立后，做了许多很有意义的事情：第一，据冯友兰回忆，当时的尚志学会曾请许多国外学者名流来中国，展开文化交流。在“五四”运动的时候，他们约请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和英国的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讲演。第二，成立新的学术研究机构。为纪念范静生，尚志学会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作设立了静生生物调查所，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生物学老祖宗”的学者胡先马肃就曾在那里主持科研工作。第三，跟商务印书馆合作翻译了许多学术名著。梁启超与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是老朋友，尚志学会当时与商务展开密切合作，从1918年开始策划了《尚志学会丛书》，其中就包括勒庞的重要作品《革命心理》与《群众心理》，他们以丛书形式，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对指导中国社会极具作用的国外学术名著，而勒庞更是他们特别关注的重要学者。
共学会是一个与尚志学会类似的学术团体，共学社成立于1920年，社址设在北京达子庙，梁启超为其所立的宗旨是“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主要工作是编辑新书、奖励名著、出版杂志、选送留学生。主要人物有梁启超、蒋方震、张君劢、张东荪、蔡元培等人。此后不久，共学会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了《共学社时代丛书》。共学会翻译的书籍多以法国学者为主，这或许与当时梁启超等人曾游历法国参加巴黎和会有关，当时的梁启超曾与不少法国学者有过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是博格森，后来共学会就曾翻译博格森的代表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等书。除博格森之外，翻译的最多的就是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著作。尚志学会在出版了勒庞的《群众心理》、《革命心理》后，共学会也曾重新出版了这两本书，共学会还出版了勒庞的《意见与信仰》。民国时期翻译的第一本勒庞的著作《革命心理》就有张东荪在1918年6月15日所写的序：
法儒黎朋。国人当已习闻其名矣。吾自归国以还，即以其著之群众心理为枕中秘本。顾其时止有英译。尚无日译也。辛亥革命以后，吾方思取彼所说群众心理之理。以研究革命，而其著革命之心理又出版矣。吾以不谙法文之故。日夕盼英译之早成。当吾得见英译。而日译固未成也。吾以是知译书之难言焉。设是时有人从事于迻译。又何必借重于东邻焉。然亦足见彼邦专心于译事。非若我之心有余而力不足也。
张东荪在序中运用了勒庞的学说来思考中国当时的革命。而张东荪本人，也一直对建立在阶级斗争上的暴力革命保持着理性的警惕，这或多或少都是受到勒庞思想的直接影响。
在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书籍广告中，也有不少勒庞的推荐与介绍。1922年5月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基尔特的家国》一书，其中就有关于勒庞的推荐广告：
《革命心理》上下册，法国黎朋原著，尚志学会丛书。杜师业重译。吴福同增订。商务印书馆发行。《革命心理》上下二册，定价九角。杜师业译。是书分三篇。（一）革命运动之心理的要素。（二）法国革命。（三）现代革命主义之发展。为现代法国黎朋氏名著。
《群众心理》一册定价七角。书为法人黎朋所著。共分三篇。于群众心理之利害，及对付之法。推阐无疑，例证繁多。趣味亦甚丰富。
共学社丛书：《政治心理》 一册九角。
与此同时，在民国时期出版的词典里，也可以找到勒庞的相关数据。如果说词条可以进入词典，这已经证明了这词条相关信息的传播已经进入稳定阶段，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词典》里，有“群众心理”一个词条，其中就涉及到勒庞，原文如下：
群众心理：个人单独的行为较之在群众中的行为往往有显著之差异，故群众心理颇值研究。旧时心理学家只知注意个人心理而不重视群众心理，其意以为群众心理不过个人心理之集合而已，实为大谬。近代始知群众实另为一心理的单元（Psychological Unit）具有混合体之作用，决不仅为一集合体也。如塔特（G.Tarde）鲍尔文（ Mark Baldwin）黎朋（Gustave le Bon）诸人，于此方面颇多发明。群众成为混合体之条件，在其具有共同之兴趣（Common interest）。
除此之外，在民国时期的《现代外国人民词典》里也有勒庞的名字：
le Bon ，Gustave （罗朋）：法国社会心理学家。1841年，生于名门。初发表二三医学的研究；后在外交官任中，为印度，阿拉伯及东方古代民族文化之研究，基于此而发表社会及心理学上的见解。他的社会学及心理学，是立于唯心论的见地，说：“某一国民的生活，及其文明的诸现象，不过为其国名特有精神之发露”。尤专精于群众心理，在一切社会团体中，狭义的群众上面，观察出各种特征而加以类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逝世。
三、梁漱溟与勒庞
1915年，《东方杂志》第12卷第4、5号上曾有黄士恒翻译的勒庞关于物质消灭说的文章。文章前有黄士恒撰写的一篇翻译前言，谈到了他对勒庞的理解与评价：
近十年前。一般学者所信为科学上之原理原则者。咸以物质为不灭。而分物质为二元。学说相传。几如金科玉律。自法国鲁滂博士发明原子涡动及解体说。欧美有名学者。信众颇多。将来此说大行。……其说以乙太为万物之源。一切物质。因力之所用。经过生成衰灭之一轮回。仍消归于乙太。如是百千万纪。循环不息。观彼论旨。及所引证。具有理由。足资凭信。在昔佛家之言世界也目之曰器世界。标举成住坏空四阶级。历劫轮回。周而复始。今博士所说。俨与冥合。异代同揆。
这篇关于勒庞的学说影响到了梁漱溟。后来梁漱溟曾在1916年的《东方杂志》上写下对他一生影响颇大的《究元决疑论》，在《究元决疑论》中，梁漱溟就曾引用勒庞这方面的学说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同黄士恒一样，梁漱溟侧重的似乎也是勒庞学说与佛学相关论述中的相似之处。
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则影响到了熊十力对勒庞的兴趣。《熊十力传》中对此曾有详细的记载：
1916年读梁漱溟在《东方杂志》第五期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的头一部分，对梁引法国博士鲁滂（Le Bon，Gr.）的《物质新论》颇感兴趣。梁漱溟以鲁滂之论与佛家《起信论》、《楞严经》相比附，以“以大涡动”附会“忽然起念”，以不可思议之“第一本体”说明如来藏或阿赖耶。熊十力对此所作的另一附会是：应以《易》之不易而变易说明本体之涡动。
后来，梁漱溟还曾详细地与熊十力交流过他对勒庞这一学说的看法，后来熊十力曾写下《记梁君说鲁滂博士之学说》的文章。不仅如此，勒庞关于物质消灭的学说还曾引起《新青年》上关于鬼怪的讨论。在1918年的《新青年》第5卷6 号上有一则名为《鬼相之研究》的通信。之所以有这则通信，是因为有一个叫莫等的人来信讨论有关鬼的问题。向来高举科学旗帜的陈独秀自然不信鬼神之说，因此在刊登这则通信的同时，也在前言中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而主要回复这封信的是王星拱。在莫等的来信中，莫等就曾引用勒庞的学说来为自己作例证：
法人鲁滂至谓世界实无黑暗。彼乘夜而出之鸟兽，可以有见。吾人感官特不发达耳。此言物体寻常之放射也。至物质解体尤有特殊之放射。其强烈之度，更千万倍与此。……依鲁滂说，物质在世界，无时而不消散。此种解体为直接之消散。而寻常则平衡未破，消散者少，故其发射有微著不同耳。
对此，王星拱的回答是：
鲁滂物质消灭说并无科学的根据。鲁滂非放射化学家。欲用放射化学而成其学说，谓放射至光线为黑光。然而“物质无时不消灭”之谈，仍系玄想的（形而上的）非证实的。不足引以为据。此不过一空浮无着之玄想，非科学家所承认之定论也。
四、鲁迅与勒庞
鲁迅的文章中有两处提到了勒庞。1919年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的《随感录三十八》中主要发挥了勒庞的观点。文章开篇写到：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鲁迅讽刺了爱国的自大蕴含的弊端：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
在这里，mob这个英文单词与勒庞有关，是勒庞用来叙述群氓的专用名词。在《鲁迅全集》注释中，mob被翻译成“乌合之众”。这与后来冯克利先生的翻译完全一致。这篇文章的后面还直接提到了勒庞：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 G．Le Bon（8）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
《鲁迅全集》中对G．Le Bon这一词条，注释如下：
（8）勒朋（１８４１—１９３１），法国医生和社会心理学家 。他在所著《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即本文所说的《民族进化的心理》）一书的第一部第一章中说：“吾人应该视种族为一超越时间之永久物，此永久物之组成不单为基一时期内之构成他的活的个体，而也为其长期连续不断的死者，即其祖先是也。欲了解种族之真义必将之同时伸长于过去与将来，死者较之生者是无限的更众多，也是较之他们更强有力。他们统治着无意之巨大范围，此无形的势力启示出智慧上与品性上之一切表现，乃是为其死者，较之为其生者更甚。在指导一民族，只有在他们身上才建筑起一个种族，一世纪过了又一世纪，他们造成了吾人之观念与情感，所以也造成了吾人行为之一切动机。 过去的人们不单将他们生理上之组织加于吾人，他们也将其思想加诸吾人；死者乃是生者惟一无辩论余地之主宰，吾人负担着他们的过失之重担，吾人接受着他们的德行之报酬。（据张公表译文，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四月初版）
鲁迅另一处提到勒庞的是在1925年发表于《国民新报副刊》上的《读经与读史》一文中：
但我并不说古来如此，现在遂无可为，劝人们对于“过去”生敬畏心，以为它已经铸定了我们的运命。Le Bon（14）先生说，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诚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类究竟进化着。又据章士钊总长说，则美国的什么地方已在禁讲进化论了，这实在是吓死我也，然而禁只管禁，进却总要进的。
后来的《鲁迅全集》对Le Bon的注释为：
（14）勒朋（1841—193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他在《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一书中说：“欲了解种族之真义必将之同时伸长于过去与将来，死者较之生者是无限的更众多，也是较之他们更强有力。”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鲁迅这两篇文章中对勒庞态度的变化，是很耐人寻味的。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这一篇文章中对勒庞主要是赞赏的态度，这篇随感主要是对勒庞观点的发挥与引申，而在《读经与读史》中说到勒庞，在肯定其学说合理性的同时，主要是用进化论的观点来反对勒庞的学说。
之所以如此，我认为《随感录三十八》不是鲁迅的文章，而是周作人的文章。这样判断的根据有两条：第一是周作人自己的说法。在1936年鲁迅逝世之后，周作人写了《关于鲁迅》一文，他说：
鲁迅……所做随感录大抵署名唐俟，我也有几篇用这个署名的，都登在《新青年》上，后来这些随感编入《热风》，我的几篇也收入在内，特别是三十七八、四十二三皆是。整本的书籍署名彼此都不在乎，难道二三小文章上头要来争名么？这当然不是的了。
与这篇文章相类似，后来周作人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也提到：
鲁迅著作中，有些虽是他生前编订者，其中夹杂有不少我的文章，当时《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多有鲁迅的名字，其实却是我做的，如尊作212页所引，引用Le Bon的一节乃是随感录三十八中的一段全文是我写的。其实在文笔上略有不同，不过旁人一时觉察不出来。我曾经说明《热风》里有我文混杂，后闻许广平大为不悦，其实毫无权利问题，但求实在而已。
第二个根据就是周作人对勒庞的兴趣。与鲁迅相比，周作人对勒庞更加有兴趣，他文章中有不少地方都提到了勒庞，而且不是简单提到，许多地方都是直接阐述勒庞的观点。
如果说这篇随感录不是鲁迅的作品，而是周作人的作品。那么鲁迅跟勒庞的关系相对就不是很密切。鲁迅仅是简单提到而已，而且是作为不同意见提到的。
五、周作人与勒庞
与鲁迅相比，周作人对勒庞更有兴趣，勒庞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的次数也很多，不仅如此，他对勒庞的兴趣，还影响到了苏雪林。据周作人回忆，他第一次接触到勒庞的思想是在留日时期。这一时期也恰好是梁启超、梁启勋等人在《新民丛报》介绍勒庞的时候，而周氏兄弟对这一时期的《新民丛报》是经常阅读的，因此，周作人接触勒庞可能是受到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如果周作人所说属实，那么回国之后，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中就已经提到勒庞，也就是《随感录三十八》。自此之后，周作人文章的不少地方都出现勒庞的名字。
1925年，周作人在《与友人讨论国民文学书》中写到：
这是我任意的梦想，也就是我所以赞同国民文学的提倡之理由。但是有时又觉得这些梦想也是轻飘飘的，不大靠得住；如吕滂（Gustave Le Bon）所说人世事都是死鬼作主，结果几乎令人要相信幽冥判官——或是毗骞国王手中的帐簿，中国人是命里注定的奴才，这又使我对于一切提倡不免有点冷淡了。
同年，在《代快邮》中，周作人再次提到勒庞：
我很惭愧自己对于这些运动的冷淡一点都不轻减。我不是历史家，也不是遗传学者，但我颇信丁文江先生所谓的谱谍学，对于中国国民性根本地有点怀疑：吕滂（G. Le Bon）的《民族发展之心理》及《群众心理》（据英日译本，前者只见日译）于我都颇有影响，我不很相信群众或者也与这个有关。巴枯宁说，历史的唯一用处是教我们不要再这样，我以为读史的好处是在能预料又要这样了。
到了1927年，在国内，正是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周作人再次在文章中提到勒庞：
我近来读了两部书，觉得都很有意思，可以发人深省。……其中的一部是法国吕滂（G.le-Bon）著《群众心理》，中国已有译本，虽然我未曾见，我所读的第一次是日文本，还在十六八年前，现在读的乃是英译本。无论人家怎样地骂他是反革命，但他所说的话都是真实，他把群众这偶像的面幕和衣服都揭去了，拿真相来给人看，……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这不必是反对，只是不能承认他是可能。
到了1929年，周作人在其名篇《伟大的捕风》中再次引用勒庞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易卜生在《群鬼》这本剧中，曾借了阿尔文夫人的口说道：“我觉得我们都是鬼。不但父母传下来的东西在我们身体里活着，并且各种陈旧的思想信仰这一类的东西也都存留在里头。虽然不是真正的活着，但是埋伏在内也是一样。我们永远不要想脱身。有时候拿起张报纸来看，我眼里好像看见有许多鬼在两行字的夹隙中间爬着。石阶上一定都有鬼。他们的数目就像沙粒一样的数不清楚。”（潘家洵先生的译文）我们参照法国吕滂（Le Bon）的《民族发展之心理》，觉得这小鬼的存在是万无可疑，古人有什么守护天使，三尸神等话头，如照古已有之学说，这岂不就是一则很有趣味的笔记材料么？
通过以上周作人提到的勒庞的材料，我认为周作人主要在两方面受到勒庞的影响：一方面是对其历史观的影响。受勒庞影响，周作人的历史观侧重于历史循环论。因此他喜欢《旧约.传道书》中所说的“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样的话。受勒庞的影响，周作人认为祖先的各种行为与意识仿佛死不去的鬼魂一般遗传给后代，后代总是免不了前代的命运，因此造就了周作人历史观念的循环论。后来周作人写《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将中国文学分为“言志”与“载道”，进而认定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就是这两派的循环往复，其间便可见勒庞思想的影响。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小引》中，周作人曾说：
假如要追寻下去，这到底是那里的来源，那么我只得实话实说：这是从说书来的。他们说三国什么时候，必定首先喝道：且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觉得这是一句很精彩的格言。我从这上边建设起我的议论来，说没有根基也是没有根基，若说是有，那也是很有根基的了。
另一方面，勒庞对周作人的影响体现于周作人对于各种主义与各种运动的根本怀疑。因为大凡运动，其主力都是群众，周作人受勒庞的影响，觉得在群众运动中，个人自己的思想不能得到保持，在群体的狂热中，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思考将无济于事。由此，周作人对革命、各种主义保持了一种怀疑与审慎的态度。在周作人的词典里，群众从来不是一个褒义词，而是类似于群氓之类的贬义词，群众其实是庸众而已。周作人对于群众运动的怀疑与忧虑，最典型的表现在其在“五四”时期的诗歌《小河》里。在这首诗中，周作人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河水与河偃作隐喻，表达了一种洪水猛兽到来之际的忧虑。如果新文化运动按照既定的方向平稳前进，没有什么大的动荡，这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双赢的结局，那么他的使命就是继续这样的思想文化启蒙；倘使一旦新文化运动掺杂了别的政治行动，产生暴力革命式的群众运动的时候，他又要像桑葚小草一样，只想作为一个旁观者置身于外，去耕耘自己的园地。在这里周作人已经本能地感受到了对于革命的忧虑与审慎。后来，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忆录》中写到：
大抵忧惧的分子在我的诗文之中由来已久，最好的例就是那篇小河。……至于内容那实在是很旧的，假如说明了的时候，简直可以说这是新诗人所大抵不屑为的，一句话就是那种古老的忧惧。这本是中国旧诗人的传统，不过不幸他们多是事后的哀伤，我们还算好一点的是将来的忧虑。其次是形式也就不是直接的，而用了譬喻，其实外国民歌中很多这种方式，便是在中国，《中山狼传》中的老牛老树也都说话，所以说到底连形式也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鄙人是中国东南水乡的人，对于水很有情分，可是也知道水的利害，《小河》的题材即由此而来。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法国路易十四云，朕死之后有洪水来，其一戒惧如周公，其一放肆如隋炀，但二者的话其归趋则一，是一样的可怕。把这类意思装到诗里去，是做不出好诗来的，但这是我诚恳的意思，所以随时得有机会便想发表，自《小河》起，中间经过好些诗文，以至《中国的思想问题》，前后二十余年，就只是这两句话，今昔读者或者不接头亦未来可知，自己则很是清楚，深知老调无变化，令人厌闻，唯不可不说实话耳。
今天，当我们来反思“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思潮，周作人当时的这些思考更显得颇具价值，而周作人在当时的这些忧虑，正体现了勒庞学说对他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周作人这种对于群众运动的忧虑与怀疑，在其思想中是贯彻始终的。在《知堂回忆录》中他还写到：
这些诗里边有第十五首，情调与小河最是相近，不过那是借种园人的口气，不再是譬喻罢了，原诗云：野老生涯是种园，闲咸烟管立黄昏。豆花未落瓜生蔓，怅网山南大水云。……只是说瓜豆尚未成熟，水火即是洪水的预兆就来了，种园的人只表示他的忧虑而已。这是一九四二年所作，再过五六年北京就解放了，原来大革命的到来极是自然顺利，俗语所谓“瓜熟蒂落”。这又比作妇人的生产，说这没有像想象的那么难，那么这些忧惧都是徒然的了。 不过这乃是知识阶级的通病，他们忧生悯乱，叫喊一起，但是古今情形不同，昔人的忧惧后来成为事实，的确成为一场灾难，现在却是因此得到解放，正如经过一次手术，反而病去身轻了。
周作人写回忆录的时候已经是在20世纪50年代，周作人后面所说的“没料到革命如此顺利”的话,其实说得还是太早了，因为真正的以动员群众为基础的运动还没有到来，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期，周作人从“五四”时代就开始担忧的事情才真正发生了。
六、民国时期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笔下的勒庞
民国时期，中国有不少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曾关注过勒庞，如孙本文与常燕生。孙本文等学者所著的《从社会学到社会问题》一书中，收集了民国时期许多社会学学者的研究论文，其中孙本文的《世界社会学之派别及其现状》就提到了勒庞。孙本文的这篇论文是介绍当时世界各国的社会学派别的，在这篇文章里，孙本文介绍了法国、美国、德国、英国、俄国、意大利、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概况，视野非常开阔。在介绍法国社会学时，孙本文写到：“心理的社会学派以泰尔德（Tarde）为领袖。泰氏倡导模仿论，纯从心理的立场讨论社会现象，其后黎朋（Le Bon）等的群众心理与泰氏学说实多相同。” 孙本文在民国时期的文章中有不少地方都曾提到勒庞，对勒庞的学说评价相对客观公正。但是到了1949年之后，孙本文对勒庞学说的评价开始带上了那个特定年代的色彩：
群众心理派也是心理学派中一个重要支系。十九世纪末，法国黎朋始著《群众心理论》一书，接着在美国方面有劳史，鲍格达、马尔廷等继起研究。他们一般都用暗示、模仿的心理因素来解释群众现象。他们认为，人到了群众中，人数一多，即产生了一种“群众心”，人即不能自主地随着群众的行动而行动。尤其荒谬的，他们都把群众现象看作是一种表现感情的“病态”现象。总之，心理学派是一种反科学的、反动的伪社会理论，它是帝国主义者手中的思想武器。
另外，常燕生编的《社会学要旨》中也曾介绍勒庞的思想：
个人在平日孤立之时他的心理常常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但是一旦到了群众聚集地的地方便不觉被群众的意见所吸引而失其自主之力，这时他的心理已成为群众心理之一部分而非复自由独立的个人了。若是在有组织的团体里，他的意见的发表更成为有组织有系统的独立人格，完全脱离了个人的影响，正和个人之能独立思想独立行动一样，所异者，个人之思想动作全赖脑筋，而社会之思想动作则赖组织罢了。
与此同时，在常燕生编的《社会学要旨》这本书的后面有一个译名表，其中有一个译名跟勒庞有关，那就是Mob—— 乌合之众。除此之外，这本书后面还有两个附录，附录一是关于社会学之中文参考书，附录二是关于社会学之西文重要参考书，其中在附录一的关于社会学之中文参考书中，常燕生列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参考书单，书单包括：杜师业翻译的《革命心理》、《群众心理》，冯承钧翻译的《意见及信仰》，陈国榘翻译的《布尔什维克底心理》，冯承钧翻译的《政治心理》，金本基翻译的《社会心理学》，刘延陵翻译的《社会心理学》，梁仲策翻译的《社会心理之分析》，钟健闳翻译的《群众》。通过这份书单，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勒庞在学界被关注的程度。
这一时期的心理学学者对勒庞也不陌生，陈东原、高觉敷、陈雪屏、章益、张九如等人都提到了勒庞。陈东原在《群众心理ABC》中有大量的关于勒庞的评论。在这本书中，陈东原将群众心理分为了集合意识说、群众心理说和组合心理说三个派别。陈东原认为勒庞属于第二种派别：
主张群众心理说的是法国的黎朋。他有两本书。一本为《群众心理》，中国已有翻译本；一本为《群众心理的进化》。黎朋认为：“在某种情形之下，人群便表现新的性质，和其所有各分子的性质大异，各分子此时的情感和意念，都很一致，而他们自己的意识的人格却都消灭于无形。于是组成一种集合的心理；这种集合心理固然是暂时的，然确实呈现很特殊的性质。”
在此书的第三章，陈东原认为群众行为有以下特征：1.勇敢或冒险的现象。2.不负责任与恃众现象。3.固执与绝对化现象。4.简单推理现象。5.反抗与破坏现象。6.易变与难持久现象。而在论述这几种现象的时候，陈东原多次发挥了勒庞群众心理学的思想。例如说到简单推理现象的时候，陈东原写到：
黎朋的“群众心理”，虽然对于群众行为的心理原因没有什么解释，可是对于心理现象的叙述原有很可取的地方。黎朋说群众只有类似或连续的推理，就和那半开化的爱斯基摩人一样，他们的经验，知道冰是透明的，含在嘴里可以溶解，于是以为玻璃既是透明体，含在嘴里必定也能以溶解，群众的推理，黎朋说与此相同。……黎朋又以为，群众是很容易以假混真的。不独人多时如此，即人数不多，只要是合而为群，便有这种现象。纵然其中有博学深思的人，亦只能施其学问于他的专门事业，若在群众之中，他那观察力与批判力也要渐渐消失的。
1929年，国立劳动大学经济系主任孙寒冰组织许多学者写了一本《社会科学大纲》，在书中，当时的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章益负责写了社会心理学这一学科的具体情况及其发展概况，其中就有对勒庞的评价：
与他们相反的是勒朋。勒朋的群众，是丧失理智而纯粹受行动所驱使的；在群众中，个人的理智，如同沉醉一般，本能失了约束，于是放肆恣睢，异常猖獗，所以群众是蠢拙的。但是因为个人的特性消失，群众的心理反能一致。至于本能是怎么来的呢？那就得追溯到种族的先祖了。所以勒朋说：“一般民族，受死去分子的频率，比受生存分子的频率尤多。”
对勒庞感兴趣的还有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1926年高觉敷出版了他的《心理学论文集》，论文集中有一篇《社会心理学概说》，其中就在不少地方提到了勒庞，如：
人类的组合大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有组织的，一种是有组织的。没有组织的叫做群众。黎朋的《群众心理》、《群众心理的进化》，西耶勒的《罪恶的群众》，以及麦里博士的《集合心理学》，都讨论群众，或粗有组织的结合的心理。
1934年高觉敷在《群众心理学》中重点讲述了勒庞的思想观点。在本书第一章“什么是群众中”，高觉敷首先提到的就是勒庞。因为要理解群众心理学，先要理解什么是群众。汉语中的“群众”与勒庞笔下的特有名词对应的是Crowd。高觉敷认为勒庞的“群众”概念有两层涵义：
一为其通常的意义，一为了其心理学的意义。他说：”就其通常的意义说来，Crowd意即指任何国籍，任何职业，任何性别的个体，以任何原因聚合的集团。就心理学的观点而言，Crowd一词又有不同的涵义，盖用以指特殊情境之下的集团，而此集团更呈现种种新性质，和集团中个人所有的性质大不相同。”
高觉敷认为勒庞的群众有两个特征：就意识而言，个人在群众中的自我意识消失，起支配作用的是潜意识的人格、情感和观念，而这种潜意识容易受到暗示与宣传的影响。就智商而言，个人在群众运动中智商逐渐变低，一个原先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在群众运动中可能会变成一个野蛮人。高觉敷的这本书通篇穿插着他对勒庞的看法，并将勒庞与其他心理学家的思想作了许多比较，并且提出了自己对于这些心理学家的看法，对后来的群众心理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1934年张九如编的《群众心理与群众领导》也提到了勒庞。张九如在论述关于群众与公众的区别的时候曾写到：
其实吕邦早看清群众和公众没有绝对划分的可能。同时亦看到现代交通术印刷术各种力量足使群众运动的范围日广，盛世日猛，不为时空所限制。故于其所著《群众心理》中开宗明义，即说不必相互聚首，只须彼此有相同的心理，亦可视为群众。
在民国时代执掌东北大学的陈雪屏在《谣言心理学》一书中，也曾运用勒庞的观点。在第一章的导言中，陈雪屏回顾了关于谣言心理的研究史：
谣言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社会现象，决定它的产生与流布的因素极多，我们至今缺乏适当的研究方法。斯登在本世纪初年开始为陈述心理创出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黎朋固然在很早以前就论到群众、意见信仰等问题。
另外，根据陈雪屏文中的的注释，我们也可以看出陈雪屏主要参考了勒庞的两本书，一本就是1922年出版的The Crowd，另一本参照的中译本则是冯承钧翻译的《意见及信仰》。
七、1949年之后勒庞在中国的命运
1949年之后，勒庞在中国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1949～1979年的前三十年是一个阶段，1979～2009年的后三十年是另一个阶段。相比而言，在民国时期，随着勒庞学术思想被引介到中国而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在面对群众运动时保持了一种更理性与审慎的思考，相应地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群众运动的狂热。而在1949～1979年，勒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低潮，这时候的勒庞，普遍被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其思潮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如前所述，这一时期孙本文曾提到勒庞，但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中，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开始盛行，随着各种运动的不断加剧，赖以思考社会问题的学理基础已经不存在，多数知识分子基本都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人们所拥有的信念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民众对群众运动盲目崇拜，只看到了群众运动的积极一面，对群众运动带来的许多弊端一无所知，因此，群众运动以狂热的势头一波接一波地不断掀起。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民主的定义其实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别名。勒庞曾说：“人民民主的目的根本谈不上支配统治者。它完全为平等精神所左右……对自由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尊重。独裁制度是大众民主惟一能够理解的统治。”
1979～2009年这三十年是另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勒庞在中国的传播相对比较缓慢，但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开始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开始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国家，与欧美各国的文化交流开始走向正常。关于20世纪80年代勒庞在中国的史料，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可以看到。到了90年代，1991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根据张公表的翻译原本影印出版了勒庞的《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2000年，冯克利再次重新翻译了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还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将尘封多年的勒庞重新引入中国思想界。这本书出版之后，迅速引起了思想界的广泛关注，曾再版多次。2004年，佟德志、刘训练翻译了勒庞的《革命心理学》。2005年，许列民、薛丹云、李继红翻译了法国学者塞奇.莫斯科维奇的《群氓的时代》，在这本书中，作者对勒庞的人生经历与思想作了详解的阐释。2008年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了与勒庞思想相似的学术书籍《狂热分子》与《群氓之族》，在此之前的2007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已经再次出版了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与1949～1979年相比，随着社会的不断开放，新时期勒庞的相关思想再次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受到重视，这一方面表明，随着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人们开始关注群众心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当下的知识分子对群体运动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与理性的思考。新时期以来中国的群体事件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民族情感召唤之下的运动，这种运动背后的思想基础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对这样的运动，勒庞在他的著作中曾有这样的评价：
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种事例，历史上比比皆是。只有集体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群体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词组，便英勇地面对死亡，这样的事例何止千万！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养家糊口的薪水。
新时期以来的另一种群体事件的类型就是各种维权运动，此类运动源于人们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因此从动机上来讲，这类群体事件是正当合法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倘使政府对这些群体事件视而不见或掩耳盗铃，那么这些群体事件也很有可能出现与其原始动机截然相反的后果。如果民众的情绪得不到安抚，如果群体事件最后得不到解决，那么群体事件也很有可能走向打砸抢的大规模破坏运动，事件一旦发展到这种程度，民众也就很可能变成勒庞笔下的“群氓”，丧失了基本的理性与个人意识，基本的社会秩序就将得不到保障。
我们也许可以用曾参与“五四”运动的梁实秋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
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很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道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
（文/林建刚 心理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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