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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堂:外化对话技术的起源
发布时间：2013-09-26 12:04 类别：心理学堂
心理导读：外化对话也使个案得以摆脱受问题影响而得到的自我认同负面结论。曾有位年轻女子莎拉找我咨询，她有忧郁与自残经验，强烈地相信自己是“可恨的”，并因此憎恨自己，在她的感受中，“自我憎恶”是主要经验。我们很快投入讨论，想探索自我憎恶的情绪如何说服莎拉相信自己的自我认同--“我是个没用、没价值的人，一切都是我活该”；如何让她伤害自己的身体--“抵制、惩罚我的身体”，以及如何主导她与别人的关系--“让我变得孤立”等。 ---www.tspsy.com
心理学堂:外化对话技术的起源
1、形成外化对话发展的观念
前面谈到，许多寻求治疗的个案相信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同时反映出自身或他人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时，他们会努力解决问题，最后却发现问题变得更严重。这使他们更坚信，问题确实反映出某种“事实”——问题一定是出在自己、他人或种种关系的本质与特性，问题是内在的，自己或他人就是问题所在。
讽刺的是，这些非常内在的认知（以及因这些认知而引发的行动），一开始主要都和问题的发展有关。建构这些内在认知的习惯性思考主要来自文化现象，所以可以说许多需要治疗的问题本质上都具备文化属性。许多思想家曾追溯过这种文化现象的历史，包括傅柯(Michel Foucault)。我并非想在本章延伸讨论傅柯对这种现象的认知发展有何贡献，我已经在其它作品谈过。以下一些评论是关于傅柯的贡献，我想已然足够。
傅柯从十七世纪中的西方文化回溯这些关于生命与自我认同的内在认知。他提出某部分是以下这些发展的结果：
“分离实施”(dividing practice)——区别受损个体，将无家、贫穷、疯颠或弱者与一般人加以隔离。
锁定并将这些个体的病理予以分类，使个体客体化。
将“正常化评断”（normalizing judgment)视为社会的掌控机制，引发人们以专业规则所建构出来的生活典范与发展，用以估量自我与他人哪些言行有违标准。
分离实施、科学化分类以及正常化评断机制的发展，促成了个体自我认同的客体化。人们生活中所遭遇的许多问题，都成了其人格中不可动摇的“事实”。以专业训练的背景为例，治疗师会指出某人的“病理”或“机能障碍”状态；把它放到更广的文化层面来看,个案会认为自己或他人是天生“无能”或“不足”，这种情形并不罕见。
在外化对话中，问题就是问题，不与人画上等号，这种做法与将个体自我认同客体化的情形完全相反。它将“问题”客体化，和一般文化中将“个体”客体化的做法有所不同。
当问题与人分离，当人们不再受限于自我认同是唯一的“事实”，不再受限于对生命的负面认定，对生活困境采取新行动的选择变成可能。这种将自我认同与问题分离的做法，并不会让人放弃自己面对问题的责任；相对地，它让人们更愿意承担起这份责任。如果问题等于人，除了自我毁灭外，几乎别无他法。但假设人与问题的关系能被界定得更清楚，如同外化对话的技巧，许多修正这种关系的可能性就会随之出现。
2、摆脱负面认同的结论
外化对话也使个案得以摆脱受问题影响而得到的自我认同负面结论。曾有位年轻女子莎拉找我咨询，她有忧郁与自残经验，强烈地相信自己是“可恨的”，并因此憎恨自己，在她的感受中，“自我憎恶”是主要经验。我们很快投入讨论，想探索自我憎恶的情绪如何说服莎拉相信自己的自我认同——“我是个没用、没价值的人，一切都是我活该”；如何让她伤害自己的身体——“抵制、惩罚我的身体”，以及如何主导她与别人的关系——“让我变得孤立”等。
这开启了进一步将自我憎恨具象化的可能性。我试着厘清这个自我憎恨的所为，如何反映出它对莎拉的生活所抱持的态度，以及如果它是真正存在于世上的声音，它会说哪些话。如此将自我憎恨拟人化，提供了探索的基础，追溯出这些存在于莎拉经验中的态度和声音所造成的回响。这让莎拉首次得以将自我憎恨与她童年时的施暴者的态度和声音连结起来。外化对话促使这些关于憎恨的结论得以被摆脱，也开辟了发展重写对话，(re-authoring)的空间。随着这种对话的发展，先前持续在莎拉生活中出现的自残与忧郁都急速减少。
这种解放过程，普遍显示出让个案前来咨询的“问题”长久以来采用哪种“策略”。这些故事包含种种人们所臣服的权力关系，以及在他们的生活与自我认同中形成的负面结论。这种解放使“事实”失去地位，种种负面结论被画上问号。结果个案发现生活不再受制于这些负面结论，并演变为能够探索生命领域的状态。在探索中，他们一定会对自己的自我认同得到更正向的结论。我发现外化对话非常有用之处，在于它解放或解构了人们对生命的负面结论。
（文/White 心理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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