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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揭秘:中国女性地位的变化

发布时间：2013-09-25 09:20 类别：心理学堂

　　
　　心理导读：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地位，女性称谓也就很难从本质上得到改变。这就需要广大妇女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积极投身社会，在社会上和男性一样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只有当社会发展到在生产中不强调男女体力上的差别，男女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相同时，男女的地位才有可能真正平等。   ——www.tspsy.com
　　

心理揭秘:中国女性地位的变化

　　称谓是“指人们由于亲属和别的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由于身份、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1]称谓语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际关系。称谓语体现了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并随着人们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女性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她们的地位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在称谓语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母系社会时期
　　
　　母系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女性在生产中占重要地位，是母系社会的支柱。社会以女子为核心，按母系传递世系。为了辨别社会成员的血缘关系，避免同一母系（氏族）的后代通婚，作为共同血缘标志的氏族姓氏的称谓就产生了。
　　
　　用来“明血缘，别婚姻”的“姓”可以说是“族外群婚的语言化石”[2]，我国古老的姓氏比如“姜、姬、姚、姒”等的字形结构中都是从“女”的，可以说是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女性主宰地位的体现。后来又在同姓之中出现了专门属于男子的氏，氏在古代的主要作用是“别贵贱”[3]，贵者有氏，贱者无氏。古时姓永远不变，而氏则可以改变。“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不变。”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在生产中占了主要地位，男子因为生理条件的优势逐渐成为主要劳动力。而女性因为生理条件的限制多数从事家务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弱，所以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也就越来越低，因此，母系社会逐渐过渡到父系社会。
　　
　　父系社会时期
　　
　　父系社会与母系社会的本质区别是它以男性为中心，按父系传递世系，男性逐渐取代了女性在社会中的主宰地位。而到了封建社会以后，女性的地位就更加低下，甚至只是男性的一件私有财产。称谓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家庭社会关系以及伦理道德观念。审视中国历史上这一漫长时期的女性称谓可以看出严重的性别歧视现象，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
　　
　　首先，从对已婚妇女的称谓及亲戚称谓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婚姻中的女性始终处于对男性的依附地位，这种社会现实也反映在对女性或母系血亲的称谓中。比如对父亲的兄弟以年龄是否大于父亲而区分为伯、叔，但是对于母亲的兄弟却不以同样的方式区分，而统称为舅舅。对于父亲的姐妹统称为姑姑，母亲的姐妹统称为姨。
　　
　　另外，在许多亲属称谓中，常加“外”字。比如外祖母或外婆，外祖父或外公，外孙或外孙女，外甥或外甥女等等。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外”字的称谓指的是与女性有关的亲属称谓，是外人，而与“外”相对的是“内”，自己人，“内”是与男性有关的亲属称谓，常常不加以说明。表面看称“外”是因为以男性为中心“姓”的不同，其实质是婚姻关系中“性”的不同，即男性为内，女性为外。
　　
　　其次，从对女性的尊称与美称看，对女性的尊称有贤妻、贤内助、贤妻良母等等。但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尊称是站在男性的角度来称谓的，“贤～”就是指好好服侍丈夫、对丈夫特别温顺的女性，其弦外之音是女性从属地位的反映，是“社会对女性依附性、顺从性存在价值的舆论定位”。[6]
　　
　　中国古代对女性也有美好的称谓。比如：源于《诗经》“厘尔女士”的“女士”，即“女而有士行者”之意，是对有知识、有修养女子的尊称，而且至今仍在沿用。源于汉乐府《木兰诗》：“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的“女郎”，寓有“女中之郎”之意，也是对年轻女子的代称。
　　
　　源于《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淑女”指温和善良美好的女子。其他的还有像“美女”“红颜”“尤物”等对女性的美称，但是这些美称中暗含的是男性的评价标准和审美取向。汉语爱称中如“心肝”“宝贝”等，在用于情人之间时，只用于男性对女性的称呼，而不具有可逆性，这或许反映出男人视女性为玩物的潜意识。
　　
　　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时期，女性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妇女得到解放，女性与男性一样走出了家门，投入到了社会生产生活中，女性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女性地位的变化在称谓语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女性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的提高首先反映在对已婚女性的称谓和女性的自称上。以前，丈夫对妻子总是称呼“家里的”、“屋里的”等，现在这种称谓在减少。而“拙荆”、“贱内”、“糟糠”、“寒荆”、“荆妇”、“山荆”、“内子”、“贱室”等对女性侮辱性的称谓和“妾”、“奴”等女性的自称已经成为历史。
　　
　　与此同时，“老婆”、“妻子”、“爱人”等相对通俗又没有歧视的称谓被大量使用，尤其是“爱人”一词，在称谓中既可以称呼男方（妻称夫）也可以称呼女方（夫称妻），这在称谓方式和心理上逐渐趋向男女平等。另外，现在女性婚后随夫姓的现象逐渐走向消亡，女性也有自己的姓和名了，男女双方也可以互称姓名，男女在姓名称谓上实现了平等。
　　
　　女性地位的提高还反映在对女性的职业称谓和职务称谓上。社会主义新时期，女性和男性一样走出家门，积极投身到各个行业，在社会称谓中对女性也同男性一样采用职业称谓方式。对从事医务工作的女性称“医生”“护士”；从事教育工作的女性称“教师”。随着女性解放程度的提高，女性在领导岗位上人数的增加和女性发挥的巨大作用，人们对女性也用职务称呼了。
　　
　　女性地位较之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不可否认，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当今社会仍然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女性与男性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尤其是在广大农村，男女体力上的差异决定了男性依然是社会生产的支柱，是社会和家庭的核心，女性依然处于从属地位，因此，一些农村对已婚妇女的称谓仍沿用旧称：写家谱时仍然用夫姓+父姓+氏；口头上或背后称谓一般是夫名+家里的，或夫性＋亲属称谓。
　　
　　心理专家观点：
　　
　　通过对三个阶段女性称谓的变化分析可以看出，女性称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女性称谓主要是由女性的地位决定的，而女性的地位又是由其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决定的。
　　
　　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地位，女性称谓也就很难从本质上得到改变。这就需要广大妇女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积极投身社会，在社会上和男性一样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只有当社会发展到在生产中不强调男女体力上的差别，男女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相同时，男女的地位才有可能真正平等，语言中关于女性的称谓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文/心灵花园 心理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