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百科:自我批评与忏悔的区别?
发布时间:2013-04-19 09:28 类别:心理学堂
心理导读:“忏悔”,对于中国人来说终究更加沉重,也是一种非日常的精神生活,而且“忏悔”一词我们并不经常使用,一旦使用,就意味着非常严重和严肃,我们也许更愿使用内疚、后悔、自责、反省等。关于忏悔,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宗教学家都有阐述,但其中仍有许多需要厘清的层面,这儿是心理专家武志红关于忏悔的个人思考。 ——www.tspsy.com
心理百科:自我批评与忏悔的区别?
时间倒退到2011年,又一个文革忏悔者出现在公众面前。1月4日,59岁的王冀豫走进凤凰卫视陈晓楠的《冷暖人生》演播室。42年前,16岁的北京军队大院子弟王冀豫在文革武斗中打死了19岁的青年王岩宏。在王冀豫之前,63岁的前红卫兵申小珂向87岁的老师程璧忏悔。他在文革中,曾经踢过这位老师一脚。但忏悔仅仅是王冀豫和申小珂们需要做的事情吗?
《非诚勿扰》里,葛大爷由幼儿园起“忏悔”,直到日头落山才说了三分之一,以至于神父认为他的小教堂装不下他的罪恶——这有点恶搞“忏悔”,但也说明忏悔在当下生活的可能。“忏悔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是忏悔不是仪式,不是让自我解脱和放下心灵重负的仪式。忏悔是一种对自我的认识和约束。”有读者写到:“我只担心,当忏悔成了习惯,成了解脱的惯常手法,当忏悔成为摆脱苦恼的方式,我们是不是会更容易原谅自己,更容易陷入一次次原谅自己、解脱自己的怪圈?”
然而“忏悔”,对于中国人来说终究更加沉重,也是一种非日常的精神生活,而且“忏悔”一词我们并不经常使用,一旦使用,就意味着非常严重和严肃,我们也许更愿使用内疚、后悔、自责、反省等。关于忏悔,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宗教学家都有阐述,但其中仍有许多需要厘清的层面,这儿是心理专家武志红关于忏悔的个人思考。
中国人存在着需要集体忏悔的事件吗?
那当然,我认为,我们需要集体忏悔的事情有无数件。不光是文革10年,其实是很多很多,不可计数。甚至,那些越是让我觉得无比辉煌的,就越是需要忏悔,譬如那个著名的说法“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就是一个很需要忏悔的事情。
看柏杨写的一本历史书,讲到一个故事,说汉(抑或唐,我记不清了)的一个将军,他承诺一个少数民族的城池如果投降就如何如何,但那个城池真投降后,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城池的女主人跑到一个高塔上,诅咒整个大汉民族。那个诅咒极其恶毒,而很多地方似乎真应验了似的。我常想,世间有真正的正义在,假若因不义而强大,且不义多若繁星,那么这些不义势必会反噬其身。在我看来,我们的历史文化中,这些隐藏的不义堪称多若繁星,它们真的需要我们反省,而反省总带着点忏悔的味道。
但反省未必就是哭天抢地,比如房龙的《宽容》一书,说基督教的发展历程,一开始是不宽容战胜了宽容,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反思,而西方这样的反思者很多,可以将此理解为集体忏悔。西方伟大的忏悔者很多,但写《忏悔录》一书的卢梭不在我说的忏悔者之列,我觉得苏格拉底、陀思妥耶夫斯基、梭罗以及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等人都是伟大的忏悔者。这些忏悔者,他们都超越了恐惧,他们的反思与忏悔发自内心。
针对什么,我们才会说“忏悔”这个词?
忏悔这个词,由别人说给你是没有用的,除非是你自己想说,否则,那不是忏悔。看百度的贴吧“忏悔”,我看到的不是忏悔,而是一种罪责,或者说,是一种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关键是恐惧,假若一个人没有必要恐惧,或者,他能轻松将恐惧转嫁给别人,他就没必要作自我批评了。那些作过自我批评的人,有谁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在我读过的那些自我批评的文字中,颇像“忏悔”吧里的文字,让我个人觉得,那不是忏悔,而是一种权力压力与道德压力下的惶恐。
这个惶恐的意思是,我如果不自我批评,可能会有惩罚与噩梦降临在我头上,所以,我愿意自我批评。不会有惩罚与噩梦降临在人头上的,他就不需要自我批评。除非,你发自灵魂深处真觉得,我错了,我有罪,忏悔才会发生;否则,忏悔将不可能。
如何区别自我批评与忏悔?
我想,作自我批评的人是一种焦虑与惶恐,是惧怕被惩罚,而作忏悔的人,是真正感觉到了别人的痛,这别人的痛好像痛到了自己灵魂深处,与自己的痛毫无两样,而要命的是,这个别人的痛还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所以,“我忏悔”。
忏悔,这个词汇源自佛教。忏,是请求别人原谅;而悔,是自陈其罪。但我想,这样的解释还不足以说出我心中对忏悔的理解。其实,佛教对忏悔的经典解释——至少是我看到的几种,都藏着一个含义——忏悔了,就可以避罪了。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罪就可以有机会关闭了。这些说法,我觉得都有惧怕惩罚的含义。真正的忏悔,是源自爱与理解,而不是源自惧怕。
有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忏悔》,是从神学角度给予中国人不忏悔作了解释,观点我很赞同。当然,我更赞同从心理学上给予如上解释,中国人因为恐惧而作的自我批评比比皆是,但因为爱与共情而产生的忏悔则相当罕见,我甚至都觉得在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
我们曾有过伟大的忏悔者吗?
很遗憾地说,也许我没有读过真正的中国历史,反正在我的历史视野中,我没看到谁可以称为伟大的忏悔者。如果只说超越恐惧的话,那么老子与王阳明可以说是,但他们好像连忏悔都超越了,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屈原绝不是伟大的忏悔者,他的《天问》与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有同样的含义,是一种对“天子”的抱怨,其中有浓烈的惶恐与委屈感,根本谈不上是忏悔。
或许,在中国的儒/释/道中,儒家中是找不到我以为的伟大忏悔者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被恐惧给抓住了,他们假若反省的话,那也多是道德压力所致,而不是出自爱与共情。譬如,曾国藩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这在我看来根本不是什么忏悔,而是向心理学说的“超我”的屈服,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分裂,谈不上伟大,甚至丝毫感动不了我。
忏悔的心理机制是什么?
只有爱与共情能力才会产生真正的忏悔。现代的精神分析学派——客体关系理论说,婴儿如果得到比较好的照料,在出生3个月后就会从所谓的偏执分裂期进入抑郁期。进入抑郁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婴儿开始具备内疚的能力。因婴儿看到了妈妈的真实存在,或者说,他与妈妈建立起了“我存在,你也存在”的真爱关系。如此一来,假若他攻击了妈妈,他会内疚,因为他知道妈妈会痛,他甚至会感受到妈妈的痛,所以攻击妈妈也等于攻击自己。由此,攻击别人的倾向就得到了限制。
文革期间,我们整个民族都集体陷入了偏执分裂,这说明,可能我们整个民族的心理集体退行到了3个月婴儿的阶段。一直以来,真正的忏悔没有发生,那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民族的心理一直没有明显进化。假若申小珂们会集体出现,那我们就可以欣慰地说,我们民族终于整体进化到抑郁期了。
忏悔有用吗?
忏悔非常有用,我想,西方文明一直在进化,关键就是西方有许多伟大的忏悔者。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老二问老三,杀死一个小女孩可以让整个世界得救,这可以吗?老三犹豫了一下,小声但很坚决地说:不可以!如果这种忏悔在中国出现并得到共识,现在四处盛行的强拆也许就不会发生了,至少它们不会那么理直气壮。
不忏悔的话,心中的毒瘤就会扩散,扩散的机制,可以称之为“替死鬼心理”。这也是我们文化需要反思乃至忏悔的一个传说:如若有人自杀、溺水或难产而死,他/她的灵魂将不能超生,除非他/她诱惑另一个人以同样的方式死去。替死鬼心理在我们文化中大肆流行,与其相匹配的,是将罪恶合理化。假若说,因为身不由己所以普通的加害者可以原谅,那么,一旦再有类似的事件出现,那些普通的加害者又会泛滥成灾。
另一个类似的故事是,因为孝道没有被反思乃至被忏悔,所以我们民族恶劣的婆媳关系一直整体性地延续下去。延续的关键,是一个又一个的婆婆在玩替死鬼心理:当年我那么痛苦,现在你也得受一遍,而且方式必须与我的一模一样我才高兴。与这个替死鬼心理相匹配的,则是孝道一直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山,因为这座山的绝对不可动摇性,替死鬼心理才会在婆媳关系中延续,而一旦孝道这座山可以很好地反思了,我们可以整体上认为,媳妇和婆婆是平等的,那么苦难就不必非得向下延续。
阻止忏悔的力量是什么?
一个人不想进行自我批评时,他就会忍不住去批评别人,就好像将自己的内疚感转嫁出去了。但是,这是一个幻觉。因为他很快就会发现,内疚感还在自己心里,甚至还在积累。
我想,这是文革逐步恶化的心理机制。忏悔,需要将这一机制逆转过来,这时,那些累积了太多罪恶感的人就需要很艰难的努力。所以,这真的很不容易。
并且,我想,文革中攻击他人很爽的人,可能多有程度不一的人格问题,他们可能真的感受不到别人的痛苦。甚至,当看到别人痛苦时,他们会高兴。让这样的人忏悔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或许只能进行自我批评,在强大的道德压力之下。
如果我们应该忏悔却不忏悔?
这就会导致轮回。轮回的机制,在我看来,就是合理化与替死鬼心理。
如果我们将文革合理化,那么文革会一次又一次在我们民族中轮回。正如军国主义在德国与日本,在没有得到充分忏悔前,它们会一再呈现。现在,德国一直在作充分的反思与忏悔,而且好像这永远不会结束——我想这很好,因为这可能意味着纳粹主义在这个民族中整体性的终结。
相反,日本对其军国主义严重缺乏反思,所以要警惕军国主义及其变种在日本的复活。对文革乃至很多事物进行反思与忏悔,好像都是艰难的,我期待我们至少有一种自由,为自己而忏悔的自由。
仅只忏悔就足够了吗?它是否是一种脱罪?
如果忏悔再加一句“菩萨保佑”,那么,它就是在脱罪。真正的忏悔,在我看来,就是坦陈其罪,而不求对方原谅,但假若对方原谅了,那感激不尽。真正的忏悔势必会带来行动,而压力之下的自我批评,因为可能是违心的,所以未必会带来行动。
(文/武志红 心灵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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