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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心理学:神经过敏与弱者心态
发布时间：2023-03-16 22:57 类别：新闻中心
心理导读：无论是失意者还是既得利益者，大家都觉得“现在”难以忍受，而未来是什么，根本就没有确定性。于是失意者渴望发泄，闹点事，而既得利益者对于失意者的发泄，异常地神经过敏。 —— www.tspsy.com
群体心理学:神经过敏与弱者心态
作者按：这篇文章只想揭破这几点：
1、无论现在网上吼得多么凶，也无论群体性事件有多少，根本不具备“暴力革命”或“社会大乱”的心理基础和现实基础，大家也就闹一下而已；
2、官方早就算准了无论公知和屁民们闹得多么凶，公知不过是利用社会情绪赚取商业利益，而屁民不过是得到发泄疗伤，骨子里，这两帮人都不会砸烂“现在”；
3、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反政府”情绪，只是形成了一门利用这种情绪的生意；
4、这也是很多自认多么向往自由民主的人不去追捧关在监狱里的人，而去追捧名利双收的公知的原因。
最近，有党刊的声音，要一些“现实境遇不佳的网民”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骂，骂不倒党和政府，也骂不来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
嗯。有些网民是要教育教育一下。
这个声音概括了大家都体验得到的一种社会情绪，就是“不满”——说这些网民“社会阅历浅，生存压力大，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不得志、不如意，有挫折感、失落感”。用一个有点政治心理学色彩的词来表达，他们是一群“失意者”。
公正地说，不满的并不止处于社会食物链底端的人，境况稍好些的中产阶层，一些有钱人，甚至从体制中分享了一杯羹的人，也是牢骚满腹。可以说，失意者已大量涌现，而且情绪在社会中相互传染。
这暗合了当下中国的背景：逛一圈微博，好像就要发生“起义”一样；各利益群体、官民矛盾不断，“群体性事件”频发；很多人都没有安全感，神经过敏地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总担心有人对自己勒紧脖子；各种“崩溃论”不断，“暴力革命”的隐忧从未消除。
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呢？换一个问题问就是：今天的社会心态到底是什么？具备了“暴力革命”的心理基础和现实基础吗？还是在一群失意者的撞击中，“现在”仍可以不变地维持下去？
神经过敏：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怎么样，就会怎么样。
我的分析，可能会让具有“失意者”心理特征的人失望：现在只是具备了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和现实基础，并不具备“暴力革命”的心理和现实条件。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骨子里，最害怕“暴力革命”的，除了既得利益者，还有那些因为失意而渴望骂几下，闹几下的人。
看起来很奇怪。但真相并不浮在社会情绪那儿，而是存在于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中。
观察一下今天弥漫的社会情绪，可以发现，除了“不满”之外，还有诸如不安、焦虑、狂躁、愤恨、恐惧等。对应的社会心态，大致可以用“失意感”、“挫败感”、“丧失确定性感”、“被迫害感”来概括。
心理事件，只是政治、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搞成这样，原因大家都很清楚。就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关系而言，“社会”被“国家”掐得喘不过气；就社会结构自身来说，洗牌已大致完成，阶层固化光临多时了；而在社会分配方面，“马太效应”持续存在，不公正不是在缓解，而是在加剧；还有阶层关系，心理对峙越来越严重，而且扩展到每个原子似的个人和抽象社会的心理对峙。
不用怀疑，这样的社会背景，谁能活得自在，心理上不受刺激？
正如有毒的环境会摧残人的身体健康一样，不公正、不友好的环境也会破坏人的心理结构和人性。被剥夺的失意者自不必说，既得利益者虽然得到了在道德上不应得的利益，但也有心理后果，就是把自己的心理结构，可能还有自我、人性，弄得更畸形和病态。
解释一下就是：剥夺别人，对别人不公平，在道德上当然是错误的，心理上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会有罪恶感。一个人如果让自己意识到这一点，绝对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不可能在罪恶感中继续剥夺别人，这会人格分裂的。在心理上必须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把剥夺合理化。这个办法非常简单：贬低、蔑视、仇恨被剥夺者，说他们懒、素质低、可恶之类，从而说服自己剥夺他们是正确的，或者根本就不是剥夺。（小壹吐槽：这种方法很常见且有效。最近的天一案，律师质疑被害人是陪酒女，就是希望在道德和心理层面合理化李某的行为。强奸良家妇女有罪，强奸陪酒女就能减轻罪行？这律师的逻辑估计是体育老师教的。）
但活还没有干完。剥夺别人，自然很逗人恨，别人随时可能会忍受不了而报复，既得利益者当然能预知和体验到这一点，这又激起他们的恐惧。而消除恐惧，除了仇恨，继续强化剥夺，别无他法。
就是说，要维护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格局，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必须付出让自己在心理上“残废”，弥漫着恐惧、不安、仇恨的代价。伤害别人的人，首先就需要在心理上、人性上杀伤自己。干掉道德的人，道德也会干掉他。
这引起了一个社会的大麻烦：无论是谁从“现在”中得益，受损，心理上，大家都觉得“现在”难以忍受，充满风险，是不可持续的，而未来是什么，根本就没有确定性。这样，就分别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失意者渴望发泄，闹点事，而既得利益者对于失意者的发泄、闹事，异常地神经过敏。
他们在心理上共同制造了“暴力革命”的假想敌，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看成是假想敌来临前的征兆，而不是这个假想敌还远着的证据。
先验渴望
群体性事件，是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的现象。中国有，印度有，非洲有，土耳其有，美国有，欧洲也有。看上去，显然不都是“体制问题”。
事实上，首先就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所主宰的人类社会，无论是否会发生“暴力革命”，一定会发生群体性事件。
在前现代性社会，人们以具体的共同体成员，诸如村社、族群成员的身份存在。在共同体中生活，他受到了共同体的庇护。换言之，共同体或者不会让他的心理问题产生，或者就是对他心理问题的治疗。他的认同，来自于共同体，而非“自我认同”。
同时，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靠契约和钱来维系的，没那么俗。在具有神圣感的共同体里生活，生存之外，还存在一个鬼神世界。因此无论生活多苦，那只是体现在衣食住行层面，而非精神层面。在精神层面上，共同体的生活，具有很多超越衣食住行的日常仪式，可以让一个人超越世俗生活的重压。而且，这种仪式感，是日常生活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出戏剧的上演。
在心理层面上，群体性事件、暴力革命和祭神、唱哥、跳舞、搞运动会的功能一样，就是借助它们的戏剧性元素，让一个人忘记孤立的自我，融入一个抽象的群体、氛围或世界中，超越或者逃避世俗生活。再说得露骨一点，无论是群体性事件，还是“暴力革命”，在心理功能上，不过是对前现代性社会人们具有戏剧性元素的生活的替代。
所以，除非被逼得活不下去，暴力革命是前现代性社会人们很难想象的。而“群体性事件”，也不是一堆社会原子聚集起来干，而是不同的共同体成员的矛盾冲突所致。
但现代性主宰下的社会，尤其是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
共同体的瓦解，使人们就是一堆相互离散的社会原子。个人，不得不以一个孤立的自我去面对陌生而危险的世界。这些社会原子，通过契约，重新去与别人结合，通过利益，去维系社会关系，但这些都是原子与原子的关系。他没有了共同体的庇护，作为一种心理保护，便放大他的“自我”，因为他只能抓住这一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鬼神世界的消失，以及共同体生活的消失，使一个人的世俗生活，还原成衣食住行，生活中的戏剧性元素，还有仪式感荡然无存，只能靠看小说看煽情电视剧追星旅游在咖啡馆里装13等等来补偿。但所有这些，都无法挽救他没有一个共同体在精神上置着，以及使日常生活具有戏剧元素、和一个不变的世界牢固结合在一起的命运。他终要面对渺小无力的自我。
正因为如此，人们具有了一种忘记孤立的自我，去参与某种具有戏剧性元素的活动的先验渴望。
有几种情况：如果生活不受影响，人们想到的只是去参与各种对秩序没有冲击的活动；当生活中有不满，郁闷，渴望就已经升级，他们希望社会能“乱”一下，但不能“乱”到打破生活秩序；而如果在心理上变成一个失意者，事情就起变化了，他们将容易变成群体性事件，甚至暴力革命的忠实粉丝。
这是现代性条件下的问题，相当于是心理上的背景。
群体性事件当然更有现实的体制和社会背景，是各种不公平，腐败，权力的施虐，政策对某些人的掠夺，等等，刺激、强化了人们对具有戏剧性元素，且能获得力量感，能发泄破坏性的活动的渴望。对此，中国人已经非常熟悉。
一点都不奇怪，一场群体性事件，最先引火的，不一定是当事人，而可能是旁观者。而如果发生一次围攻政府机构的事件，在一些人去围攻时，一定有人趁机去打砸商店。
弱者心态
回到前面的问题，为什么说现在只是具备了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基础和现实基础呢？
看一下美国政治心理学家霍弗的揭示。按他的说法，一个“群众运动”（可以变成“暴力革命”）要发生，有几个条件，一是社会中普遍有烦闷感；二是失意者们感觉到他们的自我已经一败涂地，无可挽救，只有砸烂“现在”才能救赎自己；三是有具有领袖气质的狂热者的出现。
霍弗看得很准，虽然他的思维习惯就是不去解释。但可以确认：今天的中国，还不是“群众运动”（暴力革命）的土壤。
很容易就能看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社会情绪和社会心态，都有过度反应的倾向。比如，像不信任政府机构，抗拒城管野蛮执法、抗拒强拆中的过激反应等，不必往“对抗”上联想。人们之所以这样，其实是一种“弱者心态”，是面对具有单边优势的一方时，在心理上、行动上主动防御的表现。
尤为重要的是，一个弱者在这样的社会场景中，展示其弱者心态，正是他只是打算这样来“表达”的一种暴露。内心的声音不过是“你有公信力点，让我相信你，你文明点，讲道理点，让我配合你，让我和你谈”罢了。
不安、焦虑、狂躁、愤恨、恐惧等社会情绪，还有失意感、挫败感、丧失确定性感、被迫害感的社会心态，同样不是看上去那么可怕，如果不再激化它们的话。
就心理上而言，情绪，心态，是受到刺激后，一个人在心理上保护自己的结果。它们表现出来了，也就表明，一个人是希望消除这些不良情绪、心态所产生的条件，而非就是不依不饶要去干什么。同时，这些情绪和心态也表明，他还处于受到刺激后，心理受伤的阶段，而非绝望的阶段。咬人的狗是不叫的。一个绝望而要去做什么的人，不会再有这些情绪和心态。
因此，这些情绪和社会心态，只是支持“发泄”，而“发泄”是短时的，影响注定也有限，“发泄”过后，一个人就会收手，因为没有心理能量支撑了，除非下一次蓄积心理能量再来。
现实也恰恰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无论“现在”怎么贫富悬殊、不公平，人们起码是享受到了它的好处的。多数人再失意，他的自我、生活确实并没有坏到一塌糊涂，对于改变命运，改变处境，都仍怀有希望。也就是说，骨子里，人们对于“现在”有着眷恋。
另外，“未来”是不确定的，谁知道会更好还是更坏呢？也许坏得一塌糊涂也说不定。
在这种情况下，对“现在”骨子里有着眷恋的人们，虽然渴望发泄，渴望有一个具有戏剧性元素的事件让自己参与，但在内心里，他会无意识地阻止自己，以避免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砸烂了“现在”，在“暴力革命”下，他等于抛弃了熟悉和眷恋的世俗生活，等于全面抛弃他尚珍视的自我，面对的，将是无序化的恐惧，首先他自己都不会答应。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群体性事件从发生到消除，除非不断地刺激，否则人群闹一下就散了。这不仅仅是维稳力量的强大，还在于，一个人参与群体性事件，更多地是一种心理疗伤，他并不是抱着砸烂“现在”的目的而来。
还不仅仅如此。一系列的“报复社会”事件，也在从反面表明，即使一个人的自我已经无可挽回地败坏，即成为彻头彻尾的失意者，他也只是要拖着别人，尤其是容易下手的弱者和他一起玩完。无论是郑民生屠童，还是陈水总纵火，皆是如此。
和那些容易参与群体行动，骨子里却并不想砸烂“现在”的人不同，郑民生、陈水总等人从心理上最容易成为砸烂“现在”的坚定信徒，但他们对参与一个群体去行动并无意识和兴趣。
既然现在只是具备了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和现实基础，那么，假如要发生“暴力革命”，需要哪些条件呢？至少需要这样一个条件：召魂机制。第一，它要把未来确定化，第二，像霍弗所讲的，还要把“未来”拉近、美化，有一套教义信誓旦旦地告诉人们，你只要砸烂了“现在”，马上就可以进入那个美好的天堂了。这样“现在”不仅无法忍受，而且真没什么好眷恋的——问题在于，在中国的现实中，不可能有这样的教义去发挥它的功能。
（文/石勇 心灵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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